罗思义：GDP增长对提升中国人幸福感有多重要？
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华体会现金 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22日观察者网。
中国各界近来围绕GDP的讨论中所强调的“GDP增长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提高人类福祉的手段”，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引出了另外两个问题：
GDP增长与人类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过去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人类史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大国。那么从国际比较角度看，除了经济发展因素，中国的整体表现在提升人们幸福感方面又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下文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系统性比较。这些比较事例清楚地揭示了如下情况：
GDP水平，确切地说是人均GDP，不仅关乎“钢筋水泥”等物质性问题，而且是影响全人类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不能像泼洗澡水结果却把婴儿丢掉那样，不分主次轻重。
中国在全球人类幸福感指数的排名甚至高于其人均GDP排名。
这一比较得出的结论立刻打脸了一些国际媒体和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他们尝试以一种新的形式唱衰中国，比如他们曾声称“中国经济将硬着陆”，但2016-2017年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他们声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其经济发展成就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的论调也早就被驳倒了。这一问题将在稍后进行详细分析。但有必要立刻指出的是，事实上国际比较结果显示，以上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根据国际比较，再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水准，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形势比其预期应达到的水准还要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存在明显的、亟待解决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但它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得理解和评价中国，能看清中国买办知识分子扭曲事实、全面抹黑中国的伎俩，知道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出现一些问题并不算异常现象，只是普通问题，从而找到纠正问题的必要手段。
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下面将就高收入经济体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希望这样的分析有助于大家了解哪些高收入经济体是最佳的学习榜样，以便中国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中国经济成就概述
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国际比较显示，自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的39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从1978-201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总增长3200%;人均GDP年均增长8.5%，人均GDP总值增长超过2100%。同期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1.6%，总增长83%。那么问题来了：根据国际比较，这样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影响如何?应如何比较这些实际影响?
预期寿命
众所周知，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国社会和环境整体水平最全面的指标。因为它概括了所有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医疗保障、教育和其他趋势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与人均GDP相比，预期寿命能更贴切地反映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这些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正如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
“个人收入无疑是决定生死且反映个人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但收入仅是影响我们享受生活的诸多变量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可能是反映一国实际平均收入的良好指标，但人们实际得到的收入却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此外，个人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收入，而且也取决于各种物质和社会条件……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性质(公立或私立)也是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最重要因素。其他社会服务也一样，包括基础教育和城市生活秩序，以及人们所掌握的现代医学知识。因此，还有许多与人们生死攸关的因素没有纳入个人收入范围。”
预期寿命数据概括了所有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它比单个因素或者某些个案更能贴切地反映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举一个负面的例子，比如在中国，雾霾是引发污染的一种危害性因素，其中尤以北京等城市深受其害;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经合组织(OECD)研究显示，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教育制度具有优越性。而且，1949年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增长，这与当时的中国政府重视初级教育和医疗保障息息相关。
人均GDP是影响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
转回国际比较。全球数据明确表明，影响一国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均GDP。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已对此作过详细分析，所以本文仅就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进行梳理。但新数据完全吻合《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中所作的长期趋势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各国预期寿命差异的68%是由人均GDP决定(见图1)。数据还显示，一国人均GDP水平翻一番，有助于促进该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3.4岁。
图1
人均GDP关乎人类寿命长短
人均GDP与预期寿命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意味着人均GDP关乎人类寿命长短。根据世行数据，一个人若生于低收入经济体，他的预期寿命为62岁，若他生于高收入经济体预期寿命则为81岁，两者之间居然可以相差19岁之多。
图2呈现的是更详细的分析：
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为80.8岁;
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74.9 岁，按照国际分类，中国属于此类国家;
中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67.4 岁;
低收入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61.7 岁。
图2
这些数据同时也说明了为何中国各界在讨论人均GDP增长时，不能避重就轻，忽略其人均预期寿命。如果中国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那么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比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高出五岁多，也比中国当前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高出将近五岁——生活质量的提升将有助于实现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因此，人均GDP与GDP并非不能带来社会效应。较高的人均GDP所带来的影响会极大地惠及社会和人类福祉。人均GDP与预期寿命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尽管GDP绝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可没有高水平的人均GDP与GDP，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社会目标的。
贫富差距对预期寿命有显著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上述图例也表明，不仅国家间会因为人均GDP水平不同造成预期寿命有所差异，而且一国之内不同阶层收入不同，预期寿命也会有所差异。目前针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异及其对预期寿命影响的研究进行得比较充分，因为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意味着相当大一部分民众可以达到高收入水平，因此可以就收入差异对大部分民众带来的影响进行比较。
就拿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和最贫穷的1%的人群做比较，前者男性的人均预期寿命要比后者多15岁，而女性之间的差距则为10岁。美国城市之间的这种差距甚至更大：纽约最贫穷和最富有人群的人均寿命差距为11岁，亚特兰大为13岁，芝加哥为16岁，费城和里士满均为20岁。英国伦敦最贫穷和最富有人群的人均寿命差距为25岁。
应该指出的是，从国际范围来看，没有证据证明，种族因素在预期寿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全世界预期寿命最高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在欧洲(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冰岛、法国、瑞典和澳大利亚)和3个在亚洲(中国香港、日本和新加坡)。这些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共同特征当然并非它们的种族性，而是它们都拥有高水平的人均GDP。也即是说，人均GDP才是决定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
以上国家间以及同一国家内不同阶层的比较数据再次证明，高水平的人均GDP并非不能带来社会效应。由于人均GDP与预期寿命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高水平的人均GDP是实现长寿的必要条件。
影响预期寿命的非经济因素
既然各国预期寿命的差异68%是由人均GDP决定，这也自然意味着其余的32%取决于另一些积极因素(良好的教育、医疗保障、环境保护等 )，或消极因素(糟糕的教育、医疗保障、污染等)。那么就这些其他因素而论，中国表现如何?
由于决定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均GDP，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其人均预期寿命显然还达不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但与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经济体相比，中国表现得又如何呢?
可以用如下两种方式衡量：
首先，可以根据一国人均GDP推测该国人均预期寿命，因为预期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均GDP。
其次，对一国人均GDP、预期寿命各自的世界排名进行比较。如果一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为第60位，而其预期寿命世界排名为第45位，那么其预期寿命高于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如果其预期寿命世界排名为第70位，那么其预期寿命则低于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
世界银行提供了183个国家的数据，几乎涵盖了全世界人口的数据。以上两种比较方式均可证明，中国的预期寿命高于其经济(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因为按照世界银行分类，中国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
为分析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有必要对中国与其他中高收入经济体进行相关比较。表1呈现的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金砖五国( BRICS)的数据。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比较分析，则将在下文进行。
表1
中国的表现好于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
根据人均GDP水平预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应为 73.3 岁，但中国实际人均预期寿命为76岁，两者相差2.7岁。也即是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超出2.7岁。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为第72位，预期寿命世界排名为第58位——中国预期寿命世界排名比其人均GDP世界排名高14位，这说明中国的整体社会和环境条件的影响显然是正面的。
现在对中国与同类型经济体(世界银行界定的中高收入经济体)进行直接比较，这些经济体的人均预期寿命 (不包括中国)为73.6岁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他中高收入经济体高出2.4岁。因此，与人均GDP水平预测结果相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显然对其预期寿命有促进作用。
图3呈现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组织——金砖五国的比较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其他金砖成员国，尽管巴西和俄罗斯人均GDP高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除印度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外，其他金砖成员国均为中高收入经济体。)
有必要指出的是，印度在金砖五国中也表现良好，虽然其表现不及中国，而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则表现糟糕。
图3
G7国家趋势
上文对发展中经济体趋势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明显高于其经济发展该有的水准，这说明中国的社会和环境因素的整体影响好于国际平均水平，对提高预期寿命有促进作用。但人均GDP与预期寿命之间极强的相关性意味着，如果没有人均GDP的大幅提高，中国要达到与较长预期寿命相匹配的高水平社会和环境条件，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没有哪一个中高收入经济体预期寿命达到80岁，最高的也只有78岁。相比之下，高收入经济体人均预期寿命为80.8岁，几乎比中国当前水平高了5岁。总之，对中国来说，要达到能孕育出较长预期寿命的社会和环境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达到较高的人均GDP。
数据显示，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人均GDP，中国要达到高水平的预期寿命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的目标是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但中国面临的选择不能简化为如何实现高水平的人均GDP。原因如上文所述，除人均GDP外，其他因素可对预期寿命产生显著影响——各国预期寿命的差异性32%取决于其他因素。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分析也再次印证了这一事实。
除与中国情况完全不同的小国外，可以看出社会模式和其他因素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影响。比如，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低4岁，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高4.4岁。结果是，虽然西班牙人均GDP比美国低54%，但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比美国高4.6岁——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为 83.4岁，美国为78.7岁。
因此，高水平的人均GDP是中国达到高水平预期寿命的必要条件。但与此同时，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其他因素对中国预期寿命也有显著影响。因为许多高收入经济体体量非常小，下节将重点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大型发达经济体—— G7国家进行比较。
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在G7国家中最低
图4呈现的是G7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比较数据：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78.7岁，日本为83.8岁， 意大利为83.5岁，法国为82.7岁，加拿大为 82.1岁，英国为 81.6岁，德国为81.1岁。可以看出，G7国家中人均预期寿命唯一低于80岁的是美国。
图4
详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情况相对来说甚至还要糟糕。美国人均GDP比G7中任何大国都高，因此按常理预测，其人均预期寿命也应是最高的。但事实显示，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在G7国家中是最低的，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低4岁。美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为第8位，但其人均预期寿命世界排名仅为第40位，比其人均GDP世界排名低了32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相关数据是G7国家中最糟的。
其他G7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都高于美国，并非因为它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而因为它们的社会和环境条件比美国更好——它们的预期寿命世界排名远高于其人均GDP世界排名就是明证。与美国相比，尽管它们的人均GDP较低，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等条件更有利于长寿，而美国的这些条件就逊色太多了。
表2
美国模式是负面教材
美国人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寿命短，这一事实表明美国私人医疗系统、污染、贫困、种族歧视、高暴力犯罪率，以及其他因素的叠加效应导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远低于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也远低于其他类似经济体 。也即是说，“美国模式”导致美国人死得早。美国政客总是宣称“美国模式”是“最伟大的”，但是这种导致公民“早死”的模式配得上“最伟大”这个词吗?
相反，正如上文所述，全世界预期寿命最高的10个国家和地区有7个在欧洲和3个在亚洲。要研究人均GDP与非经济因素二者对人类幸福感的综合影响，这些国家/地区是可借鉴的正面经验。显而易见，如果终极目标不是追求最高的人均GDP，而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美国模式”是负面教材，而欧洲和亚洲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则是正面教材。
结论
实事求是的方法意味着，这种形势对中国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开篇所强调的，“GDP增长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提高人类福祉的手段”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国际比较也表明，没有高水平的人均GDP， 中国是无法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的——因为人均GDP与反映社会整体情况的预期寿命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此外，不仅国际比较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中国国内城市间的比较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这些城市是国家的话，那么它们早已达到国际规定的高收入经济体。
比如，上海人均GDP远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平均水平，2016年上海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3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纽约( 81.2岁 )。鉴于纽约人均GDP仍远高于上海，这样的趋势证明，中国部分城市已跻身高收入经济体，是因为中国的非经济因素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超过了美国。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还指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发展，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1]2016年两会期间，中国政府报告提出，“十三五”期间人均预期寿命要提高一岁。鉴于预期寿命的重要作用，中国将其作为社会福祉指标和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合乎逻辑的，这也吻合习近平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
要想评估某地区的发展形势，为其设定预期寿命目标或许是更可行的标准。不过根据上文所提供的数据，显然任何预期寿命目标设定都应符合这一国家或地区人均GDP水平。
还应当指出的是，国际数据显示，人均GDP增长与预期寿命提高呈正相关性，是指人均GDP增长比例，而非人均GDP数量增加就行。比如，如果年人均GDP从5000美元增长为10000美元(增长100%)，人均GDP从10000 美元增长至15000(增长50%)，同样是5000美元的增量，但前者对促进预期寿命的作用要远大于后者。不过，从人均GDP反推人均预期寿命的话，人均GDP15000美元下的人均预期寿命要高于人均GDP10000美元下的预期寿命。
鉴于人均GDP与预期寿命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因此只要中国GDP增长，那么其预期寿命将会随之提高。但从国际差异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这些国家选择的发展模式明显影响其国民预期寿命水平，特别是“美国模式”对预期寿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新自由主义者只是敦促中国效仿“美国模式”——以私人医疗系统为主导，取消国家给予的社保福利等等。但为何他们不解释一下中国为啥要效仿这种导致公民比其他发达国家早死的模式?在许多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高水平的人均GDP和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预期寿命提高，为什么他们不要中国效仿这样的正面例子?而美国只是一个负面例子，非经济因素大幅缩短了其国民的预期寿命。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所宣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正面效应被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所抵消了”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因素指标(对人均寿命的影响)高于经济指标。这样一来，在中国经济成就面前贬低中国在社会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不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真正的问题，比如污染。但社会效益和负面影响的平衡，显然并未抵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美国则是反例。
中国要落实习近平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念，就应认真研究关乎人类寿命长短、反映社会福祉的预期寿命问题。这对提高中国人民福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至关重要。
[1]引用新华社2016年12月21日报道“习近平：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