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中国制造的下半场,有一场硬仗要打

   作者刘戈系华体会现金 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0月30日新华网。

  神户钢铁的数据造假门还在发酵,很多人出来给这家企业说话,强调虽然数据做了假,但仅仅是没有达到客户标准,基本达到了国家标准。

  这话没错,神户钢铁的造假不是主观故意,而是在业绩压力下的“迫不得已”。但即使如此,此事件依然折射出曾经被神化的日本制造的衰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神钢危机尚未过去,日产质检造假事件再次扩大。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在日本横滨总部再次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就无证人员进行新车质检一事道歉,并承认“20多年前就形成了惯例”,日产给日本制造又补了一刀。

  还原真实的神户钢铁

  神户钢铁虽然规模不大,只排到日本钢铁行业的第三,但这家企业在业界却有着极好的口碑。它既是“日本制造”的典型代表,也是钢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模板,其企业文化建设更是可圈可点。

  然而这样一家优秀企业却爆出了系统篡改质检数字的丑闻,给人们带来的震动不啻于学霸作弊。

  十月八日,神户钢铁在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强令下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承认其长期篡改铝、铜等制品的出厂数据,把不达标准的产品供应给客户。造假历史竟长达十年。

  作为上游产品,神户钢铁是包括丰田在内众多企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甚至波及几个日本的军工生产企业。

  神户钢铁其实早已经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钢铁企业,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神户钢铁就从钢铁冶炼行业逐渐向机械、有色金属、电力等行业转型,在很多领域有明显技术优势。例如,就在今年7月,刚刚为三井造船生产出长达22米,重500吨的全球最大柴油机曲轴。即使在传统的黑色金属领域,其生产的也都是最高技术水平的材料,如抗腐蚀高强度钢板、高强度超薄钢板、高精度铸锻零件等。

  也就是说,神户钢铁目前的几十种主要产品中几乎每一种都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梦寐以求的产品,几乎每一种产品都吻合中国人对“工匠精神”光环环绕下日本制造的想象。

  同时,神户钢铁还是一个特别注重企业文化的公司。在公司2014年6月修订的新版《企业伦理规范》中信誓旦旦地写道:

  “特别是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要以实践本企业伦理规范作为自身的重要任务,率先垂范。

  在发生违反企业伦理纲领的情况时,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自身要对内外表现出解决问题的姿态,努力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

  此外,如有威胁人身健康或安全的情况发生时,要承担责任,迅速准确地向社会公开并做出说明。”

  为下一个100年制定企业愿景——这种打造千年老店的抱负如果不发生篡改数据的丑闻,完全可以成为《基业长青》(作者为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拉斯,全书主要讲述了一群真正杰出、历经岁月考验的百年企业从创业之初发展至大型公司的情况)的经典案例。

  日本制造业衰落,是大势所趋

  日产汽车也一直以技术精湛著称,自称“技术日产”,一直以来也是日本制造的代表之一。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追本溯源,神户钢铁和日产汽车都是业绩压垮文化的俗套故事。

  这种故事在企业的初创期极易发生,但随着企业的成长,在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入平稳期便不太容易发生,而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走下坡路,处于疲态的时候,这种苗头则又会明显抬头。

  日本企业近年来丑闻频出,从高田气囊破产事件,到东芝的财务造假,再到三菱汽车对燃油效率数据造假,直到现在的神户钢铁和日产汽车的数据造假,自我夸耀并被很多企业热烈追捧的“工匠精神”被频频打脸,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企业已经难以维持在巅峰时为标榜高质量而对产品标准设定的高冗余,在屡屡陷入亏损泥潭苦苦挣扎的时候,集体有预谋地修改数据,并由此降低成本成为万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随着工业化过程全部完成,制造业逐渐衰落其实是一种必然结果。在世界各大发达国家除德国外,从英国、法国到美国,再到现在的日本几乎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有着“工匠精神”传承的日本这个过程相对放缓了,但其宿命难以抗拒。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迁移,尤其是到了90年代,中国这个最合适的承接者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日本去工业化的进程大幅加快。国内只留下设计、研发和管理阶层,工程师和普通员工日益边缘化。

  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一代很少愿意学习制造业相关专业,也不愿意进入制造业企业工作,制造业企业后继乏人,只能吃过去的老本苦苦支撑。产品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也越来越弱,很多企业不得不将制造业部分卖掉以断臂求生。

  在日本制造类企业中,以前日本企业坚持的终生雇佣制度早已瓦解。在企业一线工作的员工很多都是没有专业背景的临时工。他们的业务能力和对企业的忠诚度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企业也当然不愿意花功夫培养这些没有潜在价值的员工,所以日产才会出现多年来都是没有正规上岗资质的临时工负责质检的笑话。

  中国制造的下半场,有一场硬仗要打

  对中国制造来说,正在迅速地填补由美日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所留出的空白。

  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或已经丧失。众多消费类轻纺和电子产品的制造商正在沿袭近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化规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每次出国,我都喜欢在商场里翻检商品的标签,寻找“MADE IN CHINA”这几个亲切的字母,近几年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商场里,我找到的产品产地标签,发现越来越多其他国家名字——孟加拉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摩尔多瓦。

  另一个方面的威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制造业的重要价值,鼓励和支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本土。

  在普通消费品领域,中国制造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在非消费品制造领域,除了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如汽车配件、工程机械、造船等行业,中国制造的亮点还比较少,仅高铁等领域有了一些竞争力。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标志,中国在高精度工作母机制造、精密仪器制造、高精度零件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设备制造等领域上才刚刚开始发力。

  中国制造的上半场比赛打得很漂亮,但下半场比赛的难度要大得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就业等各种因素都要求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有所作为,这是一场硬仗,是中国变得强大的必经之路。

  劳动力成本,不是关键问题

  从乐观的角度看,虽然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过程正在发生,一些轻纺产品撤离中国的迹象十分明显,例如越南已经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制造业的根基。

  过去的几十年,发达国家不断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先是轻纺工业,之后是电子工业、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美国尤其明显。

  一场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醒悟过来,没有制造业的支撑,只靠服务业很难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吸引制造业回归成为新的国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国情咨文中反复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长青”,美国必须重振制造业,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同时日本也试图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现实的情况是,重振制造业对发达国家来说恐怕是覆水难收。中国已经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了极佳的位置,成为全球制造业提供最理想环境的国家。

  在我主持过的一个制造业主题的论坛上,参加讨论的有来自中、美、德、日制造业世界四强的企业家。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将部分制造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打算,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接下来的提问是他们有没有计划在中国增加更多的投资,或者建设更多工厂的打算。结果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他们当中既有生产多种机电产品的西门子公司、生产机械通用标准件轴承的美国铁姆肯公司、生产汽车喷漆和检测设备的德国杜尔公司、生产化工产品和材料的日本三菱化学公司,以及被吉利收购的沃尔沃汽车集团和典型的本土企业沈阳机床集团,涵盖范围非常广泛,都是典型的高端制造业公司。

  统计数据也表明,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所谓转移或者回流的趋势并不明显。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超过七成的在华美国企业仍将中国视为企业短期投资方面优先考虑的全球三大目的地之一;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制造业企业对中期有潜力业务发展所在国的选择,中国仍位于第一名;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亦显示,在中国有重大投资计划的受访欧盟企业数目在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固然是企业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在高端制造领域,这并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虽然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迅速,但综合来看,劳动力成本大体只占总产值的10%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的蓝领工人和工程师的性价比要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沃尔沃集团中国区总裁童志远认为,中国的工程师水平如果跟德国、欧洲、美国比,优势明显。

  中国制造崛起,不可忽视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资源

  

 

  中国制造业快速提升背后,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资源不可忽视

  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在制造业上有这么快的提升,一方面,像大家普遍看到的那样,中国有大量廉价的、敬业的蓝领工人。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要但却被长期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资源。这是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这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非常重要的元素。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普遍推行高等教育,开设了大量的工科院校,培养了大批机械、化工、电子等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这在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很难见到。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授予的近一半大学第一学位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美国这一比例只有33%。全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学第一学位授予总量约为640万,其中23.4%在中国,欧盟占12%,美国只占9%。

  当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之后,这些工程师迅速地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对接,消化吸收外国技术的速度十分惊人。中国高铁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在几年内就全面消化、吸收了来自世界三个国家的高铁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再创新的能力,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劳动力因素,物流商业环境、基础配套设施、税收商务环境,以及本土市场潜力等都是企业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而中国在这些方面依然具有显著优势。同时,中国辽阔的国土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产业梯度转移提供了空间,制造业可以从东部转移到中部和西部而不需要转移出国门;在中西部提供生产要素的同时,东部又提供了市场需求,这种综合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中国制造业需要避免高素质高智商人群的“去制造业化”。中国制造崛起的主因是工程师人才的储备,要保持这种优势,而不能让中国制造业在尚未达到顶峰时就后继乏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衰落也都是从年轻人不再愿意念工程类专业开始的。

  机械制造是制造业的基础学科,任何一个制造企业都离不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曾经,几乎每所工科大学都开设这个专业,由于学业繁重,对于智力和吃苦精神的要求较高,通常都会从高分的学生中录取。但现在,类似的专业已经没那么吃香。

  结语

  和其他国家相比,制造业对中国更重要。中国的工业化是自身条件储备加外部机会的绝妙搭配,是小概率事件,但被我们抓住了。所谓外部机会就是从70年代末开始,日本、美国的制造业都在急着找下家,而东南亚由于其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储备较差,挑不起这副担子。

  中国制造业的综合优势的核心是技术人才的储备。中国的工业化后期才刚刚开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达成。如果不重视对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大家都去搞金融、搞高科技、搞互联网,和制造业相关的工程师人才青黄不接,中国去制造业潮流有可能提前到来,在“青春期”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提前进入“更年期”。

  最近,中央提出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未雨绸缪,从长计议,向德国学习,打造从设计、制造、管理的一整套制造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从国家战略角度制定长期规划,鼓励优秀的年轻人接受制造业相关专业教育并进入制造业领域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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