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摘要】: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根植于湘西信神尚巫、尚情重义的巫楚文化，决定于自然环境的优美、原始，决定于居住 于此处民族的淳朴、真诚，合于道家重自然的无为、清静。本文先从湘西地区处于巫楚文化流域谈起，阐述地理环境对巫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巫楚文化对 沈从文的个性及其文学作品主题和手法的影响，进而论述从出于巫楚文化的道家思想在沈从文作品中的体现，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自由、生存的洒脱、生命的关怀的 向往和追求，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期盼。本文采用叙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起作品内容的分析，揭示出作品中饱含的深厚、悠久的文化 内蕴。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 文化内蕴

　　【正文】:

　　湘西浓厚的巫楚文化以一种活化石的形态直接构成沈从文深层次的文化禀赋，深深的影响着他，这也是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美的历史根源。而楚文化正是后 来的道家思想之所从出，沈从文所出生的湘西，从古就较少受到中原文化即儒家文化的浸染，其人性基本上未受到汉族封建阶级整套伦理观念的影响，故呈现出朴实 天然、纵情任性的风貌。进一步说，沈从文的人生哲学和美学思想是以老庄道家思想为主导，他作品中显示的美学境界正是道家思想的闪光。

　　一、楚地文化及其对沈从文作品的影响

　　楚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我国古文化的一支。楚文化是“以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农业文化为主源，以华夏文化为主流，以蛮夷文化为支流的南 方区域性文化。楚文化在精神层面上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i]楚文化是以江汉区域为中心，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 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而作为楚文化的重要特征，一是崇神信巫，一是尚情重义。

　　(一)“信神尚巫”及其在沈从文作品中的体现

　　1. 湘西“信神尚巫”的楚文化

　　人类的远古文化，与原始宗教、图腾巫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充满着神巫性。原始时代，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限制了人们的认识水平。在复杂多变的 自然现象面前，人们感到迷茫、困惑，束手无策，于是原始人类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并随之产生了图腾巫术等原始宗教活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 力的提高，人类文明逐渐摆脱原始宗教的种种束缚。由于南方经济发展滞后于北方，在北方出现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时，南方的风俗、习惯和意识仍然摆脱 不掉崇尚鬼神的原始宗教气息。南方文化的这种“畏鬼”“信祀”的特点，在楚文化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崇神信巫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千百年来人们对此议论 不绝于书。《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而楚国直到春秋末年仍视 楚之第一大巫观射父为国宝，在思想意识中还牢牢信奉神可通人，祭祀鬼神可获多福而灾祸不兴的观念。这种对巫神的执着态度，己构成楚民族稳定的心理结构，形 成了楚民族传统文化的主题内容，具有稳固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一点反映在文学艺术中，就产生了散发着浓烈巫文化气息的祭神歌舞，充满着其诡神话的美丽诗篇 和描绘着天地山川神灵的图画。

　　2. “信神尚巫”楚文化在沈从文小说中的体现

　　沈从文在旱期的小说《哨兵》中写凤凰军人信巫好鬼的执迷，他们不怕死，不怕血，不怕一切残酷的事。但他们唯独敬畏鬼神，“他们怕鬼，比任何地方 都凶”。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听命于神巫。作者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作者从理论高度认识到，这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影 响到一切人，形成一种绝大的力量。大树、洞穴、岩石，无物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神或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一，无不赋予人性。”[ii]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则以浪漫的色调极力铺排了神巫被年轻女子爱慕追求的情形。闻知神巫要到云石寨做法事，年轻美貌的女子一早就聚在寨门外 的大路上，等候着神巫的到来。她们把白己打扮得像一朵花，希望神巫能赐给自己爱情，哪怕只是一夜也好，因为她们“之所以精致如玉，聪明若冰雪，温柔如棉 絮，也就可以说是全为了神的儿子神巫来注意!”当夜，在跳傩仪式上，年轻女子上场向神巫表示心愿，请神巫赐福，无一例外是希望神巫爱上自己，她们大胆直率 的言语让神巫吃惊。

　　作者在那种奇特的充满原始宗教仪式和原始信仰的环境中，充分展现了湘西人对神的虔诚，在作品中对大自然中的植物、动物等自然界的万物都赋予神 性、人性，同时作者通过对神巫的描写，以及人对神的敬仰，唤起民族的宗教情感，其实是为了表现主人公对美好人生、人性的执着追求。

　　沈从文对湘楚的崇神信巫特性，保持着理性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承认它的民俗学的意义，他也乐于欣赏民间信仰活动的诗意和美。跳傩戏或者还傩愿 是湘西少数民族中最为盛行的巫术活动。跳傩或还傩原是群众广泛参加的集体活动，场面的特点在于节目多，手续繁复，同时还行使节庆娱乐的功能。沈从文在自己 的作品中，常常喜欢在人物名字中嵌入“傩”字。《边城》里，顺顺为他偏爱的二老起名叫“傩送”。傩公傩母是当地至高无尚的神，儿子为他们所送，肯定能健康 长寿。沈从文在《凤子》、《长河》中，都细致地描绘了傩舞和傩戏的全过程。

　　《风子》中的傩事，由一个巫师主持，外带两个助手，还邀请了一些和歌的民众帮忙。三声炮响，巫师披挂上场。第一场是序曲，第二场是迎神，第三场 是献牲、祭酒、上表。三场法事之后，是戏剧表演，分三段：第一段是爱情喜剧，第二段是小歌剧，第三段是战争故事。三段戏后，巫师又重新穿上大红法服，上场 献牲献酒，为主人和观众向神祈福。最后是送神，“巫师亢声高歌送神曲，众人齐声相和”。《长河》中最后一章与《风子》中的最后一幕写于同一时期，其中上演 的是傩堂戏。除开头的仪式与傩事活动有关联外，滩戏本身的娱神色彩十分淡薄，主要在娱人。而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对跳傩宏大场面的描写更具魅力：

　　围着跳傩的人不下两百，小孩子占了五分之一，女子们占了五分之二，成年男子占了五分之二，一起在坛边成圈站立。小孩子善于唱歌的，便依腔随韵，为神巫助歌。女子们则只惊眩于神巫的精灵附身半疯情形，把眼睛睁大，随神巫身体转动。[iii]

　　在湘西，无论是苗族，土家族还是侗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信鬼尚巫的文化传统，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将巫歌傩舞的艺术感性形式，表演得有声有 色。它既强化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又激发了个体被压抑了的生命热情，陶冶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湘西人出口必歌，以歌对话，青年男女以歌为媒谈情说爱亦是常 事。他们终日为生活重负所累，而每一次隆重的集体祭祖，往往都成了民族聚会的盛大节日，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文娱活动。这种宗教祭祀活动，刚好弥补了社会 交流。正是人神杂糅、巫歌傩舞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发展，人们的血缘亲情和民族意识得以强化，由此而形成了湘西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形成族内人与 人之间乃至族与族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

　　(二)“尚情重义”及其在沈从文作品中的体现

　　1. 湘西“尚情重义”的楚文化

　　地处偏僻的湘西世界，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少，带有较多的原始社会的气质和习气。湘西世界的人们生活在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其特有 的风度和气质。他们感情真挚自然，敢恨敢爱，地方上的风气，既为‘对付仇敌必须用刀，联结朋友也必用刀’，到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它失去那点儿机会。 盛酒的大瓮，醉冽的烧酒，大个的土碗，器皿是土制粗糙的，人心人情却是单纯古朴的，充满了友善质朴的原始遗风。湖南边地人对爱情普遍持开放态度，它是区域 文化与原始自然特征的反映。青年男女恋爱自由，他们被允许利用儿乎所有的娱乐场合寻找配偶，婚前性生活没有太多的禁忌，婚后夫妻双方的性约束较为松懈，寡 妇再婚也很少受到非议。青年男女从恋爱到结婚，基本上都是在盛大的社交场合完成。清田雯《黔书》载，苗族地区，“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 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面前，女振铃继之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暮则挈所私归，谑浪笑歌，比晓乃散。”[iv]

　　2. “尚情重义”楚文化在沈从文作品中的体现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人物对情爱的自由、开放态度可以从楚文化的特性中找到解释。青年男女之间交往，结果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导向两性关系，没有矫 揉造作，回环曲折，往往直截了当。沈从文的《雨后》中的男女，在山野采蕨菜之时，因为天气好，就想做点份外的事。女子赶走了在一边唱歌戏弄的女伴之后，四 狗就放肆起来。女子当然也是乐意的：“她却笑，望四狗，身子只是那么找不到安置处，想同四狗变成一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主动索取毫无掩饰，欲望 强烈赤裸。沈从文的喜剧《野店》写了一家路边小客店的宿客对老板娘的勾引，宿客躲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才弄明白是被老板娘吸引。他摸黑到老板娘床前，发现 她醒着，吓了一跳，老板娘反倒很镇定地告诉他撒尿的地方。老板娘其实也是春情难耐，虽然表面上她装作不情愿，但当宿客担心老板会回来时，她赶忙申明：“莫 是莫是，我老板上贵州去了，代狗(她的孩子)进城去三五天还不能归，我------”。后来宿客问她，以前有没有过情人，老板娘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老 板恶得很，莫敢”。宿客问她喜不喜欢他这个情人，老板娘坦率地回答：“喜”，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边地人的性开放态度。二人本不相识，但当欲望需要满足 时，一拍即合，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和禁忌。这种湘西边地人民的率性任情，无拘无束，在这里表现得很是充分。虽然有些违背人伦，但是这些都是合乎自然人性的。

　　沈从文在《湘西苗族的艺术》中这样写道：至于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有的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

　　沈从文的《龙朱》中，白耳苗族族长的儿子龙朱，是本族中享有盛名的唱歌师傅。因地位显赫，相貌英俊威武，歌子唱得好，他被族中女子当神一样敬奉 着。“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庆大年时，端午节时，八月中秋时，以及跳舞刺牛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子们，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时，在好 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唱着歌把男女吸引到一块儿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 不能唱歌对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而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 歌。”龙朱的歌，最后征服了族中最美丽最高贵的女子。情歌在两情相悦的活动中，扮演了至高无上的角色，其他一切、相貌、财富、地位，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 西。

　　最引人注日的要数作者笔下的妓女，嫖妓本事文明社会的“丑恶现象”，但在湘西，同样也洋溢着生命的昂奋和朝气。即便是妓女，也保留着边地人纯朴 热烈的爱情和对待生命的庄严认真态度，也被作者描写的顺乎自然，那样无可指摘与轻视，妓女与他的情人之间是那样的“重义”。“由于边地的风俗纯朴，便是作 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行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即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柏子》中，水生柏子把在船上辛苦劳作得来的 钱，大多花在妓女身上，然后再回船上出苦力，他觉得这样很合算。柏子一进门，就被两只柔软的胳膊抱住，妓女在搜完了柏子带给她的礼物之后，就一切尽归柏子 了。他们之间虽然是赤裸裸的钱肉关系，各取所需，但两人在此刻却是真诚的。他们之间不仅仅是求得心理上的满足，而且是有着活泼的爱。

　　(三)沈从文文化秉赋的根源

　　沈从文之所以欣赏楚巫文化，自有其人生和艺术方而的独到见解和追求。沈从文倾心于湘西一带具有原始美德的社会环境，他认为神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这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方能产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丽。”沈从文是一个具有深沉宇宙宗教感的人。“所谓宇 宙宗教感，系指对秩序井然的宇宙和设计，怀有深深敬畏和赞叹的一种心理状态”，[v]沈从文从湘西的祀神场面中抽取其艺术气质的浪漫精神。“我刚才看到的 并不是什么敬神谢神，完全是一出好戏，一出不可形容不可描绘的好戏。是诗和戏剧音乐的源泉，也是它的本身，声音颜色光影的交错，织就一片云锦，神就存在于 全体。”[vi]如果说湘西的山山水水给青年时代的沈从文以自然的滋养，那么湘西浓厚的巫楚文化则以一种活化石的形态直接构成沈从文深层次的文化秉赋，深 深地影响着沈从文。这也是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美的历史根源。

　　二、沈从文作品中深厚的道家文化底蕴

　　(一)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的影响

　　1. 沈从文的文化过程及传统文化的影响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沈从文一个只读过小学，当了几年兵的乡下人，从边远落后的湘西跑到北京，想用一枝笔挣点“可以消 化”的东西，可是他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在这种文化饥饿的状态中，他读了很多书。他最初拥有的书，是一本司马迁的《史记》，他反复读这本书，直到晚年，对其 中许多章节还记得。他的小说行文简洁而精确处，得力于《史记》的不少。他还读了很多魏晋时代的诗文。他晚年写的诗，风格近似阮籍的《咏怀》。他读过不少佛 经，曾从《清苑竹林》中辑录出一些故事，后来改写成《月下小景》。他的一些小说富于东方浪漫主义色彩，跟《清苑竹林》由一定的关系，他描写风景的的概括性 和鲜明性，可以直接追溯到郦道元的《水经注》。他从1949年以后突然中断文学创作，转到文物研究方面来，而且出版了《中国服饰研究》这样的开山之作，这 并不是完全不可理解。因为，沈从文年轻时就对一切美的东西具有近似痴迷的兴趣。

　　对《史记》的情有独钟、含英咀华，对魏晋文学的着意欣赏，这两件事，可以视为沈从文深深濡染道家思想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司马迁父子都是遵黄 老之学的，而黄老之学的核心成分是道家思想，所以被称为新道家。至于魏晋文学家的思想，大抵以玄学为旨归，而玄学的精髓仍是道家思想，这一点已为哲学史家 所公认。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沈从文从小亲近大自然以及在边地的经历，是一种呼应、互动和强化。

　　2. 从出于楚文化的道家思想对沈从文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至深，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道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以其优美的语言描绘了宁静淡泊的湘西风情，完成了对人性和生命美的歌颂与赞扬。他崇尚自然，自爱、爱人的精神，正是道家庄子“宗法自然”、老子“道生万物”思想的体现。

　　在此，有必要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作为与“中原文化”在形态上有诸多奇异之处的“楚文化”，正是后来的道家思想之所从出。一位学者曾指 出：“正是这反宗法、远人事而近自然的、泛神的楚文化，成了道家思想的温床”。[vii]老子是楚人，这于史有征：“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周守 藏室之史也。”此记载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庄子家乡在今山东西南菏泽、成武一带，接近古楚地。《庄子》的《秋水》、《至乐》等篇记载，庄子曾游 历楚地。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庄既与楚文化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他们受楚文化的熏染是不待说的。

　　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包含三层意思：

　　其一，宣扬恬淡无为，在庄子里表现得异常清楚。《田子》篇说:“夫水之勺也，无为而才自然矣。”郭象训释说:“盖勺乃水之自然涌出，无所作为， 唯其才能自然也。”这就是说水自然而然地涌出，不受任何约束。庄子以流水来说明无为而才自然，则是为了论证人也应当这样，要自然而然地生活。

　　其二，反对约束，恢复本性。对于动物和人类，庄子主张任其本性，自由地发展和生活，反对人为的约束。就以鸟和动物而言，庄子说：“夫鹊不日浴而 白，鸟不日黔而黑，黑自之朴，不足以为辨。”又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皓首乌黑，出自本性，天生而成，“黑白之朴”，牛与马天生 四足是其本性;落马首，穿牛鼻，是人为之，失其常然，妨碍其自由发展。

　　其三，庄子“以自然为宗”，还包含着向往原始社会和“混茫”世界的意思。《由木》篇说，有个“建德之国”，“其民愚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 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亡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这样的社会，自然是愚昧无知的自然社会，庄子向往的社会自 然就是天然淳朴、无复人情的原始状态。

　　“道家思想受楚文化的熏陶而产生，而一经产生，又成为楚文化的升华。”[viii]沈从文所出生的湘西，从古就较少受到中原文化即儒家文化的浸 染，其人性基本上未受到汉族封建阶级整套伦理观念的影响，故呈现出朴实天然、纵情任性的风貌。沈从文从小生长于斯，潜移默化，与家乡源远流长的自然美、人 性美融化为一体，万难动摇，魂牵梦绕，在内心深层积淀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其核心，自然是道家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承认自然万物本身像人 一样具有个性，另一方面又把人作为自然之一分子，强调人即自然，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圆融，认为这样才能达到高度的精神自由。沈从文的成长与创作体现了上述 道家的基本精神。进一步说，沈从文的人生哲学和美学思想是以老庄道家思想为主导，他作品中显示的美学境界正是道家思想的闪光。他描绘的一幅幅艺术画面，给 读者的感觉，是浮现着庄子的幽灵。

　　(二)道家的自然观对沈从文的影响

　　1. “生境”对沈从文个性的影响

　　在生态学中，“生境”(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 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 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向人们诉说 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 芽。”[ix]

　　自然环境对一个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可算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凤凰县，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 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入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千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 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 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 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 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情却过不去，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 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2. 道家自然观在沈从文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胡适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x]沈从文认 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 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 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xi]。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胡适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xii]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 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的创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关怀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沈从文先后当过士兵、班长、文书、书记，过早经历了生命的残 酷和战争的野蛮，然而他的作品却呈现与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绘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为浓厚。与此不同， 沈从文在生命的建构与人性的缅怀中淡淡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对自由人性的歌颂与对自然的崇尚是庄子生命哲学的精 髓所在，庄子哲学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颂生命，歌颂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状态。他生活在乱世，那时的人们人性扭曲，生存压抑，生命处于极不自由状态。庄子以他 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超然姿态实现了自我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

　　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 人情、道德与孕育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在作者的审美意识中，他们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真情所至，率性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 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神巫违反“魔鬼习俗”去追求“天许可”的爱情，儿子特意筑路以为方便母亲去庙 里与和尚相会，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山自在的状态，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 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庄子把对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神人”身上，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 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熟。”所有的描写都具有脱离尘世的美的特征。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自然之子，他们似乎同藐 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样纯洁善良，和湘西古雅的风情融为一体。边城的女子是温柔纯净的，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心底善良淳朴却又执着刚强，就像一泓深泉，清灵却 不见底。《边城》里的翠翠，是老船公的孙女，她的身影飘荡在山水相融的风景中，生活简单而又自足。勤劳自然、美丽善良、恬淡钻温和、宁静执着构成了她人性 美的个部，显然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如果说女性在这里体现了自然和谐与人性恬静优美的一面，那么他笔下的一部分男性则带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 命的冲动。在《龙朱》里，龙朱便作为男性人格的完美代表自然不加雕饰的原始地出现了，他“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绵羊”，集狮子与绵羊于一身的男性完 全是纯粹的自然之子，他们热情、真实、诚实、勇敢、女性的阴柔和男性阳刚配合得恰到好处，完全体现了人性的完整和自然。两性之爱是沈从文经常关注的，它自 然而又美丽纯洁，不在乎一切外来的干涉，沈从文常常把男女之间的恋情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下。《雨后》中“听一切大小虫子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 叶上的雨点落在地上的跳跃，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的”。静谧中生命跃动的声响交合着从林间隐隐绰绰的意象，四狗的爱情就在这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中 萌发、膨胀、生长，情感及欲望在一种饱和状态中走向极致，生命力在充分的张扬过程中也正蕴蓄着新的生命。

　　沈从文从道家的思想中寻觅到了心灵的契合点，因而极为赞同道家的“返乡”之说，尤其羡慕道家恬淡虚静的“化外之境”的理想，在自己的小说中，沈从文构筑了一幅幅原始意味极浓的湘西世界图式：

　　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民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全，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xiii]

　　当然沈从文的崇尚远古并非绝对的复归原始。他仍然看到了湘西原始习俗所造成的各种悲剧，并且希望改变这种“非人”的现实。这也许是对道家尚远古精神的超越。

　　因此，沈从文作品的话语间隐含着的是对于人与自然契合的遐想。湘西清奇灵秀的山光本色成为人心目中的美景，而淳朴善良的男女老少成为活动于景中的人，它们交相辉映形成了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

　　引文注释：

　　[i] 郑英杰，《湘西文化是研究楚巫文化的活化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ii]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9卷，第405页。

　　[iii]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卷，第13页。

　　[iv] 《黔书·续黔书·黔话·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v] 赵鑫珊，《评西方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宗教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78页。

　　[vi]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第4卷，第387页。

　　[vii] 漆绪邦，《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8页。

　　[viii] 漆绪邦，《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9页。

　　[ix] 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x]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上卷，第105页。

　　[xi]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1卷，第64页。

　　[xii]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上卷，第105页。

　　[xiii]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卷。

　　〔3〕沈从文，《沈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漆绪邦，《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