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发周:职教发展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儿”
2015年07月23日 崔发周 中国教育报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那么，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全体职教人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决定》在现代职教体系构建的目标中，已经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教普教沟通。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目前唯一可供选择的路径就是集团化办学。换言之，集团化办学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必由之路。教育部日前出台的《关于深化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无疑将会拉开职教改革的一个新序幕。
毋庸讳言，集团化办学也是我国职教最难过的“一道坎儿”。具体说来，难度体现在六点：
一是系统边界的扩大。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热点一直在课程改革上，希望实现“中心突破”。许多老师按照德国的方法开发出了项目化课程，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可贵的尝试。然而，在宏观问题没有解决的条件下，微观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老师们并不清楚这些课程到底是在学校实施还是在企业实施，更多的人是在抱怨企业不配合。集团化办学解决的是办学模式问题，希望将教育与产业组成一个新的系统，这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边界，其难度比课程开发要高得多。
二是制度供给的不足。集团化办学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建立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实施现代学徒制模式等，但这种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教育诸多领域，绝不是教育部门可以单独做好的事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发展必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就拿目前的企业法来说，出台时的出发点是减轻企业负担，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因而并没有规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义务。只有当经济界和教育界都意识到职教是转型升级的动力时，企业参与职教才能真正成为全民意志。
三是师资队伍的薄弱。我国台湾地区实施产教合作，前提是职业院校要集聚一批技术精英。但我国职业院校缺乏合理的教师入职标准，多数教师都没有行业企业工作经验，与企业缺乏联系，这就加大了校企合作的阻力。尽管近年来实施了“国培计划”，对教师素质的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体来说是“杯水车薪”，技术精英仍是凤毛麟角，师资队伍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人员“隔行如隔山”，聚在一起就缺少共同语言。
四是行业组织的缺位。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行业教育，在发展规划、资源配置、教学框架和质量监控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由行业组织负责职教集团的管理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模式。但是，目前的行业组织力量较为薄弱，资源聚集能力不足，行业组织很难覆盖到职教机构，特别是县级职教机构。
五是内部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目前的职教集团多为松散的联盟，凝聚力和控制力较小，成员退出集团几乎不需要任何手续。集团的决定对于成员没有约束力，合作活动主要依靠成员之间的契约。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具有法人地位的职教集团，但主要由职业院校人员兼职管理，身份多为教师，对企业业务较为陌生，专业化的职教集团管理人员尚属空白。
六是教育观念的落后。职教集团要为企业发展和学生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在生源逐步减少的情况下，一些职业院校很容易以招生为导向，降低入学标准，在学年制的基本制度下，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从整体上得到保证，这样就降低了企业的满意度。因此，职教集团要发展，必须树立起“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教育观念，这也应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
高难度的改革要求我们聚集更大的力量，但难度高不能成为止步不前的理由。只要明确了目标，树立起信心，“再长的路程也能绕过那道弯”。（崔发周 作者系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所长）
《中国教育报》2015年7月2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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