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他通晓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法、英、俄、拉丁语、阿拉伯语等多种现代语言;他在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唐史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出版的英文、德文、梵文的译著近四百万字。曾获得印度政府的隆重嘉奖,1999年印度国家研究院授予季羡林名誉院士,2006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被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2006年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称:“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生平
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学术研究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种,8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重要学术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学术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主要著作
1.《〈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
2.《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
3.《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4.《〈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
5.《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6.《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7.《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8.《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9.《东方文学史》
10.《东方文化研究》
11.《禅与东方文化》
12.《东西文化议论集》
13.《世界文化史知识》
主要译著
1.《沙恭达罗》(1956年)
2.《五卷书》(1959年)
3.《优哩婆湿》(1959年)
4.《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
5.《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等。
个人奖项
1.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2.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3.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4.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5.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6.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7.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8.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9.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0.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1.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12.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13.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14.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15.2006年,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参考资料:
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master/jixianlin/jixianlin.htm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79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