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先生，江苏省宜兴县人，生于1893年7月14日，故于1985年11月8日。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计学家和著名教育家，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他的传略曾分别收入新版《辞海》、《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八卷、《中国企业家列传》第四卷。潘序伦先生一生从事会计事业达60多个春秋，成为中国现代会计学界的泰斗。他终身倡导：“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并将其作为立信会计学校的校训，对国内会计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潘序伦出身书香门第，其曾祖父和伯父都是清代举人。因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四。他14岁时，父亲去世，得长兄伯彦（古文学家）的教益很多。序伦12岁前读私垫，后入蜀山小学，毕业后，考进上海浦东中学，经常考第一名，颇得校长黄炎培的赏识。当他15岁将要毕业前夕，因抗议某教师而举行的交白卷风潮，被开除学籍。之后，转入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后，进南京政法大学，不到两年，学校因故被勒令停办。不久，他考进了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无线电收发班，毕业后被分派到海军某舰上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可他无意久留，退出军籍，辞去职务。后来，曾到南京造币厂当过翻译员，又回到家乡做中小学教员，他立志出国留学，得到黄炎培的支持，进入圣约翰大学。

1921年毕业，得到文学士学位，同年学校保送，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选学了会计学科，因而奠定了一生从事会计学研究的基础。他在哈佛大学，勤奋苦读，放弃了假日休息与游览娱乐，经常是一只面包一杯开水充饥，争分夺秒地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从宿舍到教室、到图书馆，终日只是与书为伴，终于在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翌年，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

1924年春夏之交，潘序伦学成博士归国，被暨南大学聘为教授。潘序伦那时看到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式会计人才，恨不得插上三头六臂，使落后的局面改观。《论语》中说“民无信不立”，于是在1927年，潘序伦辞去了教授职务，开设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并编译出版会计丛书和创办会计学校。他从实践中深深感到开展会计师业务，首先要取信于社会，因之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句，将潘序伦会计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事务所。

1927年，他先举办簿记训练班，因学生人数大增，为适应需要，后又创办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

1930年12月，潘序伦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筹委会委员，1931年3至7月任主计处主计官。

抗日战争时期，他离开上海到了重庆，并任教于重庆大学，又在重庆设立了立信会计事务所和多种教学形式的立信会计学校。为了解决会计教材的供应，1941年秋与生活书店合作，创设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专门出版立信会计丛书和印制发行会计账册报表。《立信会计丛书》到1956年为止，共编译出版200余种，后又编制了《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会计概要》等著作。

抗战胜利后，潘序伦于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7年5月受聘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潘序伦为了培养高级会计人才，以适应社会需要，他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在重庆市区建造了立信大楼，分别办了两所专科学校。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和支持外地的立信同人和校友在桂林、北京、天津、南京、广州、衡阳和香港等地都办起了各类不同形式的立信会计学校。到1953年止，培养的学生已逾10万人，遍布全国各地，远达美、德、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办学的原则是严格要求，精心培养，自编自教，切合实际，边学边做，讲究实效，精打细算，勤俭办校，尊师爱生，团结友爱。

潘序伦自美国学成归国后，任教、著书收入丰厚，捐助办学与发展会计事业不遗余力。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一时迁校没有地方，他捐出私宅五开间三层楼房一幢，继而又捐出美金万元，为学校建造了体育馆，而他自己日常生活，非常简朴，斗室中一床一几一柜，一桌四椅，别无他物，唯书成堆，此习惯直至晚年未改。他经受了反右的灾难，也遭到文革的迫害和冲击，在平反之前，对人侃侃而谈的不是感慨，他唯一悬念和关怀的是如何迅速培养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会计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他得到文革期间被抄财物的赔偿款8万元，立即捐半数给刚建成的上海市会计学会作事业费，又捐赠给正在恢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3.5万元作奖学基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潘序伦积极推动恢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会计学校，建了新校舍；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会计学会和解放后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会计师事务所。重建了立信会计编译所，编译出版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立信财经丛书》等30多种。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现今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机勃勃。

潘序伦于1985年病逝。在他患病期间，曾邀浦东中学校长前往晤谈，对母校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潘序伦先生晚年在其回忆录中说过：“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

潘序伦先生对于《立信会计丛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一，书的内容必须切合实际，有关理论与实务的论述都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原则。其二，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举例做到不厌其详，使读者能够无师自通。其三，编制注重合理，分为初、中、高三种程度，分别编写，并附有习题和思考题。

据不完全统计，《立信会计丛书》先后收入各种会计书籍一百五、六十种，其中由潘序伦先生著作、翻译和主编的约四十种，其余的则由其他知名学者撰写。杨纪琬先生称这套“《立信会计丛书》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比较系统、完整，水平也较高的会计著作，……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也都流传很广，在发展中国的会计学理论、推动会计工作、培养会计人才等方面，这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中国会计学界的泰斗，潘序伦先生对会计学的研究是全面而又独特的。人类的会计实践历史悠久，但是，会计究竟怎样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就需要作专门的历史考察。早在1933年，潘先生就已着手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其成果是题为《会计学发达史》的长篇论文。他在序言中写道：“会计学系应实际需要而逐渐发达，其历史颇为古远。据专门学者之考证，纪元前二千六百年之前，巴比伦人关于商业上之交易，即多记录于金属或瓦片之上至罗马共和政治时代，不特政府征收租税，有完整之计算组织，即家族之间，为家长者，且设有帐簿以记家之出入。我国《周礼》天官亦有岁月考成之说，是则皆会计史料之最古者。至十四世纪，意大利自由都市成立，会计学之雏形初具，因社会经济生活之发达而递相演进。产业革命而后，经济现象愈形复杂，会计学遂亦辉煌焕发，蔚为大观。”他认为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进步的，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对会计学研究的对象，会计的性质问题，潘先生的看法是有所演变深化的。早年，他比较看重会计技术性的一面。他在《会计学》一书中说：“会计者，用有系统有组织之方法，将各个人或团体一切经济之可以货币数额表示者，予以记载及整理，使此等经济活动所影响于财产上之增减变化，得以正确明了，因而计算其财产状况与营业成绩，并将此等财产状况与营业成绩，予以审核观察及应用之技术也。”（《会计学》，1938年修订本，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在《会计学教科书》中，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会计者，实为一种应用技术。”（潘序伦、王澹如合著《会计学教科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年版）。基于这种观点，潘先生认为会计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一，会计记录之研究；二，财产估价之研究；三，会计表册应用之研究；四，会计检查之研究。”显然这一看法，是着眼于会计的应用技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潘序伦先生根据会计基本理论和实务的需要，对早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增益，并编写了《基本会计学》一书，对会计性质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书中称：“会计是管制一桩事业活动的工具。”潘先生在这里是持“工具论”的观点的。

晚年，潘先生仍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形势的发展，他对会计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又有深化，他将会计置于企业决策和信息系统这些更为深广的背景之中，强调“在企业的管理当局制订决策所须借助的信息系统中，‘会计’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精神深深地浸润于1983年出版的《基本会计学——西方会计》（与王澹如合著）一书之中，其主要思路是：“从广义上说，会计是一种旨在传达一个企业的重要财务和其他经济信息，以便其使用者据以作出明智的判断和决策的‘经济信息系统’即‘经济信息专门化’。……作为一种系统的会计—— 一种经济信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的经济数据转化为有助于制订该企业的财务决策所需要的经济信息的一种科学。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将企业的大量经济数据转化为有用的经济信息——‘会计信息’以供管理当局作为制定决策的依据”。“信息论”、“决策技术”等新兴学科，如何应用于会计这一领域，潘序伦先生对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他的会计工具论的学术思想也得到了深化。

 

 

潘序伦先生对会计的管理职能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解放初期，他就已引进翻译过西方的管理会计，譬如“收益论”、“量本利分析”等，发表于《立信会计季刊》第二卷第十六、十七期上。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晚年，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管理会计受到重视、对此潘序伦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强调必须将“总结经验与学习引进相结合，研究我国自己的管理会计”，并语重心长地指出：“应该看到，建国30多年来，我们在财务会计制度和成本资金管理上，也有不少好的经验，有的依然可以进一步健全完善，继续应用。”他认为流动资金定额管理、大庆的仓库物资管理经验、群众性的班组核算、经济责任制等行之有效的财会管理方式，应该继续保留发扬。

在此之前，潘序伦曾发表类似文章，大声疾呼重视发挥会计的管理效能。1982年5月17日，潘先生提出“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的观点，他说：“每个企业都应总结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加以提炼取舍，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厂情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新路子来……科技普遍称为生产力，‘经营管理’也可以称为生产力，会计人员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参谋长’，会计也可称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对这些看法，潘序伦先生恳切希望社会“认真考虑”。这些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的文章刊登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的赞许。

潘序伦先生鉴于长期以来我国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存在着种种浪费的现象，以他特有的“会计头脑”，提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他在上海《文汇报》（1980年12月19日）、北京《光明日报》（1981年4月2日）接连发表了《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和《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等文。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操守，是潘序伦先生毕生关注的问题。

1933年，潘先生为《立信会计季刊》撰写了《中国之会计师职业》一文，该文首先对会计师的资格从学识、经验和才能三方面进行了考察，之后，着重论述了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夫学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固无一项可缺，然根本上究不若道德之重要。因社会环境，千变万化，利诱威胁，无所不及。会计师苟无强固之道德观点，则在执行职务之际，在在可以代人舞弊，在在可以为己舞弊。然会计师之为职业，实为工商企业保障信用而设，苟有不道德行为，而自丧其信用，则此职业，即失其根本存在之理由，殊背国家期望之厚意，可不慎哉。”接着他罗列了“消极方面之职业道德”、“积极方面之职业道德”。前者包括：1、会计师于登录后，不得兼任他职，但临时名誉公职及学校讲师，不在此限。2、不得兼营工商。3、会计师时于本身或其亲属，有利害关系事件所应办之会计事项，不得以会计师名义，行使职务。4、会计师担任清算人、破产管财人、遗嘱执行人及其他信托人等职务时，不得以会计师名义办理与其所任职务无关之会计事项。5、会计师对于当事人之委托，公务机关之命令，办理事件时，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6、会计师不得与非会计师共同行使职务，或使非会计师用本人名义行使职务。7、会计师不得受债权人专任之委托。8、会计师不得为职务以外之保证人。9、会计师不得于合法约定报酬及实际费用外为额外之需索或与委托人订立成功报酬之契约。10、会计师不得收买职务上所管理之动产或不动产。11、会计师未得公务机关命令或委托人许可，不得宣布职务上所得之秘密。12、会计师对于受命委托事件，不得有不正当行为，或违背废弛其职务上应尽之义务。积极方面之职业道德，潘先生将其归纳为四条：“一曰公正，二曰诚信，三曰廉洁，四曰勤奋。”从这些转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潘先生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的要求，倾注了颇大精力，其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为会计人员指明了道德规范和处事哲学，而这种规范与哲学绝非高不可攀的。

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的研讨，直至晚年，潘序伦先生仍然没有停顿，而且见解更加深刻。1983年，在上海会计学会年会上，他深有体会地指出，会计人员必须树立职业道德。他认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应该包括品德、责任和业务技术三个方面的内容。他说，品德方面应该做到：守纪守法，以身作则；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忠诚老实，毋忘立信。责任方面是指会计工作要按政策办事，按计划办事。业务技术方面的要求是记账、算账、报账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这篇演讲发表在同年《财务与会计》杂志第4期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他又在《武汉财会》杂志上撰文，充实了这一内容。

 

 

　　潘序伦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一生著作超千万字，专著（包括译著）三十多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代表作有《公司理财》、《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会计名词汇译》、《基本会计学》等，其中，有的著作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至今犹为人津津乐道。

 

 

潘序伦先生从事会计工作60多个春秋，开创了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他的名字已载入中国会计发展的史册。潘序伦先生勤奋自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益求精，他在会计学、审计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财政、金融、税务、经济管理等都有很深的研究，是一个集大成的会计学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对潘序伦先生作出如下评价：“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作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先生对会计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当代知名的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在评论潘先生时说：“特别是在治学、讲学和做学问上，有一股顽强的精神，锲而不舍，坚毅不拔，终于攀登了会计学术上的高峰。特别是潘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值得赞赏的”（杨纪琬：《潘序伦回忆录•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页）。杨教授的评论，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潘序伦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