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对话新闻；现实背景；全球化；媒介技术；危机；理论创新

       对话新闻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末。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与以色列Oren Soffer教授几乎同时涉及到了对话新闻的概念，前者将其称作“对话式新闻”，着眼于跨文化传播与文化适应过程中不同国家媒体间的对话、沟通与交流，意在确立全球化、跨文化、媒介化的国际语境中，不同国家通过新闻媒介进行相互交往的理念与原则。Soffer将“对话性”原则作为客观性原则的对立面，着眼于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实践原则、指导规范、基本价值理念，认为对话性是对客观性反思的结果。21世纪以来，中国研究者对对话新闻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目前尚未出现具备概括性和解释力的对话新闻理论，当务之急是明确中国对话新闻的现实背景和学术背景，为构建中国对话新闻理论体系奠定基础。本文将从全球化及社会转型趋势明显、新媒介技术环境影响加深、新闻业面临危机呼唤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对话新闻研究的现实背景。

       我们认为，对话新闻是以对话性作为理念和方法的新闻实践，是包括消息源主体、传播主体（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非民众个体的组织传播主体）、接收主体（受众、观众、读者、用户）、影响主体、控制主体（国家、政府、政党及媒体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新闻主体之间的对话性过程。对话性是对话新闻的本质特性，对话新闻同时具有价值理念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的涵义。对话新闻的价值理念直接来源于西方对话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已有对话新闻研究中对对话性的阐释，对话新闻作为一种操作方法或者说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方式，来源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过程或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实践。

       中国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两大背景。从国际范围看，一方面，以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趋势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反全球化、文化上的在地化或地方化趋势越发明显。全球化是现代化在全球的扩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知识的限制塑造了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即带有传统文化烙印、民族心理及思维影响特征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旧秩序发生解域，文化同质与文化差异同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权力结构网络尚未形成，动荡性构成短时间内的社会特点。

       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发挥作用，中国目前处于这一支配性的权力体系之中，时而需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不确定性责难。在信息秩序方面，中国依然处于后殖民时代的信息弱势地位，新闻传播话语权缺失，难以发挥在跨文化新闻传播或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还要不断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误解和妖魔化。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及国际传播面临着复杂的外在形势，它们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阿芒·马特拉所说，“全球化语境中的传播不仅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文化与经济、制度全球化、媒介应用、地缘政治活动等的把握，而且意味着对解构与结构、排斥与认可、非法与合法、中心化与边缘化、优势与劣势、选择与放弃等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对话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途径，对话既是承认多样性、差异性的策略，也是避免文明冲突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李希光教授提出“对话式新闻”的背景和初衷。可以说，对话新闻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急切地需要相应的理论作指导，因此，对话新闻研究、对话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当务之急。

       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阶段，由计划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转型，由专制性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由传统文化价值观向现代文化价值观转型。转型期社会矛盾累积，社会利益分化，群体性危机事件频发，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它们将对话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国内对话传播近年来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新闻学界总体上还未对转型社会背景作出理论回应，笔者认为，对话新闻研究是改变这种窘况的一种努力。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构成了当今中国新闻业最显著的技术特征。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传播技术对传统新闻业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形成了巨大挑战，社交媒体日益嵌入公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公众所依赖的传统社会环境和交流方式被迫更改，甚至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引发了新传播革命。

       传统新闻业时代，大众传媒媒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社会子系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大众传播媒介是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力量，这种子系统经过权威的指导和过滤，经过对其他社会资源的吸纳、转化、组织和再生产，以大众媒介系统的面貌作用于整个社会逻辑，完成组织结构对社会整体的输出、收编、规训等影响。这种情况下，多元社会主体的存在意义被无限遮蔽，其价值诉求无法被表达、彰显，其生活与传播实践无从被媒介关照、回应，意义的丰富性被这套权力系统简化，公众主体性被压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上述组织结构、社会系统和话语体系无法阐释新的新闻实践特征，失去了其权威性和解释力，新媒介技术改造了传统新闻业时代的传收关系，改变了传统新闻业媒介的传播理念和实践样态，作为新的结构性力量冲击了传统新闻业，形塑了后新闻业时代新闻业的结构特征。

       社交媒体最显著的特征是参与性与互动性。（1）社交媒体通过其技术优势对多元主体进行了赋权，将社会公众从传统传收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了多元主体的共同在场，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了更充分的实现，公众不仅可以针对某个事件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可以参与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用户生成内容成为社交媒体的核心，交流、沟通、互动成为公众参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最基本方式；（2）话语权的主体也从传统的媒体机构转向了更为多元、活跃的有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实现了话语权或表达权的转移；（3）社交媒体还拓展了社会公众的关系，造就了多元的对话主体，实现了公众之间更为广泛的分享、交往和互动，“互联网凸显出个体的异质性，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网民意见表达，因问题而聚集，形成的是多个去中心、去组织化的异质共同体，网民作为传播主体成为可能”；（4）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成为不同社会主体进行讨论、协商的公共领域。信息的民主化、新闻蕴含的公共性理念，均在一种对话中得到实现，在这种语境下的新闻生产与传播，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公共性的价值。

       复旦大学孙玮教授在“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6）”上提出了“节点主体”的概念，节点主体“是基于移动网络展现的人类新型存在状态，主体不是由先在的单一、固定本质决定的，也不是由固化的社会结构所规定，而是在主体所处的网络位置即网络节点的不断运动中动态地呈现出来的。因此，传播的主体由大众媒介主导的传播系统，转变成了各种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多重身份表现的个人、群体，构成了与大众媒介并置的传播主体。”笔者认为，节点主体即社交媒体时代的社会公众，是这个时代的传播主体、沟通主体、对话主体。正是得益于新技术条件，对话新闻获得了对话主体的条件、对话发生的条件、提升对话有效性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关系法则为对话新闻提供了价值基础。对话的概念隐含了关系的视角，而关系是互联网时代理解传播行为与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的切入点和最具合理性的维度。后新闻业时代，是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沉浸传播”的时代，人们沉浸在媒介环境中，被网络社会关系所形塑。同时，中心与边缘的界限模糊，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正如黄旦引用厄里的话，“‘线性的隐喻’被‘联系的隐喻所代替’，既不存在‘结构’也不存在‘功能’，既不存在‘宏观’层次也不存在‘微观’层次，既不存在‘社会’也不存在‘个体’，既不存在‘系统世界’也不存在‘生活世界’，”社会理论这些假定存在相互分离的实体和相互分开要素的概念已经失效，诸多网络所造成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关系”，才是根本。可以说，在以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通过混杂、分享、对话、转变等方式完成社会主体的关系再造，因此，关系网络的构建与秩序的生成，无疑是所有参与主体对话协商的产物。

       三、新闻业面临危机，呼唤理论创新

       回顾对话新闻理论在西方产生的新闻实践背景和社会语境，可以发现，对话新闻理论是在客观新闻理论遭遇危机的情况下出现并发展的，客观新闻理论所指导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实践造成了缺乏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漠视社会公众的权利、僵硬地再现社会现实、受众成为纯粹信息接收对象、新闻生产成为精英者的游戏、社会公众缺乏民主参与的现实，人们开始探讨对话新闻理论所倡导的双向沟通、受众主体性、社会公众的新闻参与、新闻的话语建构等路径是否更有利于美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发挥新闻传播业促进社会民主、公平正义、自由进步的实现。

       中国对话新闻理论真正出现和被大规模研究的背景与美国部分相似。中国目前正在经历新闻业的危机和新闻理论的危机，业界与学界缺乏共识，还未形成一个业界、学界普遍认可、接受的关于新闻的基本理解。一定程度上，对话新闻是改变这种局面的一种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业改革还未根本上完成，中国新闻业又经历了众多新闻传播外环境和传媒内环境的变化。有人将新闻业的变化分为七个方面，第一是外在的转型社会及科技环境，特别涉及互联网、多媒体及流动媒体的出现；第二是有关新闻人员的变化，有记者角色的变化、公民新闻及策展模式的出现；第三是新闻机构内部的整合，及对外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合并；第四是内容上的互换汇聚，如职业新闻与UGC平台；第五是新闻平台的多样化，如门户网站、微信平台、新闻客户端等；第六是受众的参与，涉及社交媒体的出现；第七是商业营运模式的改变，如新的盈利模式的探索。

       面对这些变化，新闻业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应对，表现出了一系列的危机，比如传统新闻业时代的新闻生产模式受到挑战，其权威性和影响力被削弱；宣传新闻主义观念受到了新闻生产与传播实践的冲击，逐渐丧失说服力和解释性；党的新闻事业面对新技术对公众的赋权导致舆论膨胀感到忧虑，以致加紧了舆论控制；客观性原则往往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来歪曲事实、剪裁事实，完成“用事实说话”的目标，新闻的公共性和民主性价值被削弱；媒体集团的发展策略和路径成为国家政策和策略的一部分，媒体的政治属性增强，独立性与专业性堪忧；商业逻辑影响了新闻价值观，新闻内容越来越庸俗化、娱乐化，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被淹没，公民媒介素养亟待提升；众多新媒体形态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机遇和条件，也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的变量，职业新闻机构遭受挑战，一种良性的、新型的新闻事业模式还未形成。

       面对新闻环境、媒体自身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新闻业表现出的危机，业界的某些观念和行为存在威胁新闻的核心功能（提供信息）和基本功能（监督社会、引导舆论）的危险，学界现有的新闻理论无法解释传媒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新闻理论对传媒实践的指导性较弱，对问题和困境回应较少，得不到业界的认可。正如学者黄旦所说，在当前新闻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界仍然在用之前形成的一套概念和规范体系解释现实。“新闻传播研究中大量的都是常识性讨论，看上去用了一个又一个术语概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都落在常识层面，也就是一般逻辑推演所得出的人人皆知的道理。”因此，他认为，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实现包括研究方式由规范性研究向经验性研究转向；教学上由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思维方式上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三方面的整体转型。

       如果说传统新闻业时代的新闻是一种职业新闻，旨在为社会提供讯息，以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民主化为目标，采用真实、准确、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方式，为整个社会和人类福祉而努力，那么后新闻业时代的新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需要怎样的理论描述和抽象呢？是否有更为合适的概念解释网络化时代的新闻及其实践呢？在此背景下，笔者重提对话新闻的概念，并初步尝试建构对话新闻理论的理论体系。在涉及是否有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概念来概括后新闻业时代（网络新闻业时代）的新闻传播特征时，有学者（如唐绪军）提出了公共传播的概念，笔者认为，该概念回应了当今新闻传播与社会治理、公共管理的关系，却对新闻本身缺乏针对性。而对话新闻具备理念层面与方式层面两个层次的解释力，同时具备实然层面的描述性、概括性与应然层面的抽象性、超前性，其应用范围与新闻业本身更为贴近，也能更好地回应在新闻业的独立性、专业性、自由化越来越受威胁的情况下，新闻业何去何从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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