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悖论:工作条件不断改善 争议依旧层出不穷

来 源：未知发表日期：2012-05-04

       4月21日，为奖励优秀员工，富士康从全球百万名员工中，挑选出216名富士康工人赴台湾旅游。这将只是个开端，富士康会持续举办“优秀员工游台湾”。鸿海集团副总裁卢松青称，无论工作环境、待遇等，鸿海都在持续改善和提升。

       但跳楼、侵犯劳工权利以及代工低利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富士康。今年3月30日，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发布调查报告，提出了富士康在工作条件方面的诸多不足以及多种违反劳工法的行为，富士康再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很多人称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但是每到招工期富士康门外都挤满了人。

　　都说富士康压榨工人经常加班，但是减少加班很多工人却不满意。

　　不少富士康工人质疑线组长管理简单粗暴，希望集体活动多一些。在富士康，大半基层生产主管的“一声叹息”，

　　居然是“线组长实在不好当”。

　　在台湾的工人们

　　4月28日中午，郭台铭在台湾土城鸿海集团总部顶埔厂设宴款待富士康工人。活动现场，富士康工人打出“感谢郭总裁，感恩富士康，感念台湾行”的红色横幅。工人们对郭台铭“围追堵截”，找他合影并索要签名。

　　“我们虽然平凡但是不平庸，今天我以富士康为荣，但是我希望以我和在座富士康员工的努力，能够让富士康以我们为荣。”富士康武汉园区的程乾坤发言时，在台上情绪失控，流下了几行热泪。

　　程乾坤是85后，中专毕业后就加入了富士康，在富士康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是2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最普通的那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来到富士康，在流水线上工作了整10年。

　　外界是不是扭曲或者妖魔化了富士康？这次富士康工人宝岛游活动，是不是想改变外界对富士康固有的形象？4月28日下午，在台北，面对南都记者的这个问题，郭台铭回应道：富士康根本不需要改变形象。

　　郭台铭自信地说，“我们富士康经得起全世界媒体开放的检验。当你们深入了解后，你们会知道，富士康并不需要去洗刷什么，不需要去掩饰什么，也不需要去强调什么。就如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富士康99.9%的员工都是阳光健康的年轻人。此次活动，并不是为了洗去‘血汗工厂’的刻板印象。所谓血汗工厂，其实就是100多万富士康工人，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用融入他们血液中的坚韧意志，创造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和两岸的交融。”

　　就在富士康工人们游台湾前的一个星期，4月21日一早，在富士康龙华清湖招募中心，近千名求职者排队等候招工。为了维持现场秩序，当地警方甚至出动了防暴警察。虽然富士康一向给大众负面印象，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民众涌入富士康工作的决心。

　　一位来自河南的求职者小李称，他常年在外打工，进过很多工厂，也去过富士康工厂，富士康相比其他工厂来说，因为发工资及时、福利好，更能吸引工人。“在富士康工作压力大，但离开富士康后，又发现外面工厂的工资大都没有富士康多，工作也不轻松。如果一个月工作同样是300小时，在其他厂收入比富士康至少低1000元。”

　　南都记者调查了解，在深圳富士康招聘点，刚入职的普通工人起薪为1800元，转正考核后底薪范畴基本保持在2200-2500元左右，最终每月综合收入达2500-4500元之间。

　　这样的待遇，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说，还是相当具有诱惑力。

　　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介绍，富士康组织这批台湾游的一线工人大部分都属于线组长。富士康举办这种活动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种子。一批优秀的线组长，让做得好的工人得到足够的尊重，让那些想做好的人有个榜样。

　　在厂里的工人们

　　“希望线组长提高点素质，不要动不动就骂人！”这是南都记者4月19日在富士康采访时，听到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大家普遍反映，一味的责骂，容易激发逆反心理。目前产线上的惩罚措施较多，精神和物质鼓励比较少。希望多点鼓励，少点处罚。

　　女工小李刚入职不久，她正在为线上的一名工友鸣不平，“那个男孩子是做目测的，一天要检测成百上千个产品，不小心流出了几个不良产品。第一次流出，被罚写‘不流出不良产品’200遍，第二次又出问题，就被罚写500遍”。

　　“我们这边表现不好，比如开早会迟到，就会被罚做‘5S’，一般要做一个星期。”工人小杨称，流水线上的工作很无聊，里面的规矩很多，也很严格。比如，规定上班不准说话。

　　“每天都在重复，太乏味了。现在干的活儿一看就会，小孩子都会做的啊，很无聊的，经常换下岗，会好点吧。”工人阿水的看法，代表了不少富士康工人内心的想法。

　　工人们普遍反映，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站的程序是固定的，长久不换工站，每天的工作就是简单地重复，单调乏味，换换工作，或者就是解决办法。

　　“场子越大，越孤独！”工人小赵则一语道出了众多富士康工人心声。25岁的小赵出来打工6、7年了，2010年1月份从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跳槽到富士康，觉得安稳多了。可没多久，他就发现“不好玩”。原来，偌大的工厂，小赵没有一个朋友。

　　跟小赵同一车间的有1000多名员工，小赵所在的线也有四五十人。但是，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很忙。小赵所在的工站，机器每30秒钟转一次，机器不停，人也不得闲。

　　工友们也跟小赵一样，上班的时候，大家各自忙碌。巨大的车间里，只闻机器声。工友们大多在厂外租房。就算是住宿舍，一条线上的人，也很难分在同一间宿舍，于是下班以后车间的人也是各走各的。

　　到富士康2年多，同一条线上的同事，很多小赵还叫不上名字。这让小赵开始怀念在小厂的日子。工友们吃住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彼此熟悉。现在，小赵特别希望，富士康多组织一下活动，让自己能多交些朋友。

　　管理者的苦恼

　　但富士康产线主管们一致认为，管人难，80、90后员工很难管。这批新生代员工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产线员工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挣钱不再是首要生活目标；责任心不强；倡导个性，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新生代员工不愿主动与人交流，也增加了沟通的难度。

　　线长姚小姐从2000年就开始带线，觉得这几年的员工很难管。最让她头疼的是“交代的事情，嘴上答应得好好的，但就是不去做”。

　　“要哄着才好好干活”。副组长小郑说，有员工做错事了，他们就要去提醒。说轻了，听不进去。说重了，男孩子还好点儿，过几天就没事儿了。女孩子就会“记仇”，对自己爱理不理的。

　　组长小王称，他们静电车间，生产要求必须穿静电服，戴静电帽，头发不能外露，而偏偏有员工不愿意。说他吧，员工会说你侵犯他的人权和自由等等。“提倡个性和创造性没错，可是我们毕竟是制造业，行动一致才能把生产做好。”

　　组长伍小姐举了个例子，星期天，要赶货，不得不安排加班。“我们当作业员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没什么异议。但现在这些90后的员工会说：”按照劳动法，我们要休息‘，或者干脆来一句’我不想上‘。有时候，不想上班了，甚至假装生病。“

　　刚刚当上线长4个月的小熊无奈地说，为了尽快融入团队，他就有过组织集体活动的想法。在早会上，小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工人，并让工人讨论活动的形式。但是，工人们却想法不一，有的想聚餐吃饭，有的想唱歌，有的想登山……还有不少不乐意参加的工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却是不了了之。

　　线长小张遭遇的却是另一种境遇，他平时都会组织员工聚餐、爬山等活动，但是参加的人却很少。小张说，可能是年轻人更追求个人空间，再加上同时又涉及费用问题，年轻人花钱的地方多，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也想多搞集体活动，但是部门经常太忙了，生产任务又重，哎……”另一名线长小王则希望工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苦衷。

         离开富士康的人们

　　生前就职于富士康、年仅25岁、毕业于哈工大的孙丹勇，2009年7月16日凌晨自杀，事发起因是丢失一部iPhone样机。

　　“目前的管理模式可能对新一代的员工有一定问题。跳楼不见得与管理有什么关系，有很多是瞬间性的行为，但新一代工人，在坚韧性方面会让我们有些意外。”刘坤称，工人们都将矛头指向线、组长的粗暴管理。

　　而亚洲公司的的管理基本上差不多，强调纪律、强调团队，会泯灭个体的一些东西。富士康有大企业所犯的通病，比如上令下达不畅。富士康机构庞大，但不能成为信息不能传达的借口。一些环节阻碍了政策的传达，一些基层的中层干部呆得比较长，他们已是利益获得者，对于整个团队发展的警觉性没有以前那么敏感。

　　张业军，《中国经营报》资深记者，2010年3月起率先报道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并推出系列报道，之前对富士康多有批评。

　　张业军称，他在富士康翻过墙，混过门禁，去过伤者众多的医院，接触过富士康高管，也与街头的保安发生冲突，甚至与被媒体围堵得满头是汗的郭台铭紧对着面。

　　通过他的深入调查和近距离沟通，他看到了富士康“负面新闻”的另一面———作为一家必须规范经营的大企业，世界一流企业苹果的代工厂，面临着利润被人“框死”，资金回笼并不那样迅速，人力成本、原材料上涨等等一系列外围的困扰。

　　此外，120多万员工的管理问题，本身就是管理学史上的奇迹，是世界罕有的管理案例，试想，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人口总数少于100万，这些国家要进行社会治理，尚需有完整的政体和政府系统，相比之下，足可见企业管理上的难度。

　　富士康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资源的分配对于富士康来说是不公平的。社会并没有分配足够的物质资源给这么大规模的企业，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企业。

　　“比如我们龙华周围娱乐设施也好，文化设施也好，相对40万人，其实是非常简陋的。富士康作为企业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员工也没有互动交流的场所和机会。”

　　这名负责人称，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还成了一个职场训练营。现在的社会教育，使产业工人没有机制、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做某种培训。而把这样的过程放到富士康这样的企业。

　　“这一段其实是员工的再教育过程，企业希望工人来了之后就马上能上手，懂得一定的规矩，能够按照一定的规范操作。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你告诉他的，可能是最基本的职场常识，甚至包括人际关系，都需要富士康操心。”

　　这名负责人解释，富士康曾发生过多起跳楼事件，其实完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甚至可以考虑法律诉讼，但是有些员工的选择就不会是这些，他选择所有的事情都放到楼顶上去谈。

　　这名负责人强调，对于这样极端的方式，富士康现在很明确，不能够对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者势头妥协。富士康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希望员工以合理的方式，通过内部或者外部的合法方式来解决问题。否则会引起更大的群体事件，对企业也不公平。

　　富士康的新生代

　　富士康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富士康在大陆园区有120多万工人，其中80%以上都是90后的年轻人。

　　在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李金明看来，上一代劳务工基本都背负着比较大的经济压力，出来打工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工作耐性也比较高。现在富士康产业工人大多属于80后、90后的二代劳务工，虽然不算富裕，但大部分人不需要背负养家的责任，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工作态度较上一代也有差异。

　　李洪凡是烟台厂区的一名组长，管理着50多人。他坦言，目前他管理的工人有70%都是90后。在他的眼中，90后与80后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能吃苦。

　　“生活条件好了吧，在家被父母宠坏了，做事比较叛逆，发生事情不可以批评，只可以哄着。”李洪凡说，90后普遍将自己看得比较重，累了就不想上班，有时候会不上班。

　　深圳奇美电子厂线长孙小芹管理20多人的生产线，线上的主力慢慢从80后变成了90后。“这些90后与80后有着很大的不同。80后会比较服从安排，而90后老是爱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很多情况下，小芹都要费一番力气解释。

　　“不过90后的效率要比80后高，因为他们脑袋灵活，总是会提出一些省力的建议。”小芹说，很多90后的工人会经常抱怨80后做得太慢了

　　这批新生代工人的兴趣爱好与普通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喜欢追求时髦，喜欢追星，喜欢听流行音乐，他们还喜欢打台球，踢足球，上网、聚餐和约会。当然，他们更喜欢自由，不希望被管束。

　　富士康集团副总裁、CCPBG总经理、爱心平安工程执行体系与关爱中心负责人戴正吴曾在接受富士康人报采访时说，80后、90后新生代工人有自身时代的特征，但不能因为环境和社会变迁等因素而埋怨或否定他们。富士康还是要努力去沟通，去适应他们，特别是管理制度方面要进一步加以改善。

　　李金明也向《富士康人报》记者介绍，在2011年上半年事故多发时段，有记者在富士康园区随机采访了一些员工，了解他们对公司的看法，他们给的答案是“一点都不好玩！”。这说明富士康管理上要进一步与时俱进，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各事业群、人资、工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也要尽量满足大多数员工的喜好。

　　■在台湾

　　4月27日晚上，郭台铭邀请216名工人入住新竹喜来登国际大酒店。面对如此奢华的住宿条件，大部分工人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甚至有些人激动得直掉眼泪。“谢谢总裁，我们活这么大，辛苦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入住五星级酒店，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到台湾了！”第二天上午，在台湾土城鸿海集团总部顶埔厂，工人们见到郭台铭时，纷纷围拢过去，找他握手、签名、合影。几名男性工人红着脸，结结巴巴对郭台铭说，“在台湾7天，被感动哭了好几次，晚上睡不着觉，舍不得睡。”郭台铭回应，“是你们用汗水和泪水创造了两岸的和平与繁荣，富士康感谢你们，两岸人民感谢你们，台湾总部是你们第二个家，你们还有机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