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 一石激起千层浪
来 源:商报网发表日期:2013-09-17
上海自贸区无疑是近期市场上的最大热点,自消息传出之日起就一直如火如荼,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越来越明显,被外界喻为“不亚于当年建立深圳特区的改革”。
8月22日商务部通报,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尽管有关自贸区的具体方案和规划还未公布,但上海自贸区“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的定位,以及该区域可能施行的创新方略和享有的特殊政策,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业内人士认为,自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改革的范畴,它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通过带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变革,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可能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突破内外挑战
“上海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表示,我国建立自贸区的战略规划,实际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的必然产物。
对外而言,美欧自贸区谈判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两大自贸区都不包括中国。面对未来世界贸易规则、格局的可能改变,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危险。对内而言,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换挡关口。在国际需求疲弱及劳动力成本升高导致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严重依赖出口已不行,且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仍较低,需要经过改革来谋划出路。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带来的劳工成本上升、贸易摩擦频繁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等等让中国经济表现不尽乐观。“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各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太多,这对中国外贸来讲具有巨大的阻力,积极建设‘境内关外’自贸区以及国际自贸区有助于打开外贸局面,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之一。”
因此,陈波认为,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底在上海调研鼓励上海大胆探索,到如今上海自贸区的正式获批,正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的思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为上海乃至中国带来发展红利,是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有助于我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正式获批,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也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意义不亚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成立。“中国是贸易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自贸区的建立将创造新的要素转移和资源配置模式,开放的尺度也将更大,能够释放新的政策红利,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制度创新是核心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申报方案来看,涉及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多项改革试点的上海自贸区,希望能够用两至三年的试验,推进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以及综合实现一系列创新改革目标。
据悉,金融业对外开放是符合国际惯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特征。因此,不少业内人士表明,除航运、物流、生产方面的国际化外,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资本项目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才是自贸区最重要的试验目的。
对此,上海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金融领域资本项目的开放,及利率的市场化,目前很多国内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急需处理,这些新的领域的扩展的确需要行政管理体制上要作出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幼文看来,也意味着今后上海自贸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制度红利”上。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上海自贸区“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优惠政策’通常表现在关税、税收的减免,还有政府给到的各种补贴、土地价格的优惠。但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职能和开放领域。所谓政府职能上的‘制度创新’,在对外开放上的表现,就是进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场、服务于市场。其中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推进审批制的改革,这涉及对政府管理内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厘清,涉及如何提高政府相关服务的透明度、便捷性。”张幼文解释道。
对此,陈波表示,虽然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具体规划蓝图还未出台,但是根据自贸区的试验目的,“去经济刺激、去杠杆化、产业升级”,其核心思想就是减少政府干预,引入市场竞争,在优胜劣汰中完成经济结构改革。他认为,上海自贸区的相关政策将很大程度上参照TPP的要求。“除了实现商品贸易零关税外,TPP还要求成员国在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经济及法规的公平性和透明性、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和安全标准等诸多领域达到或接近美国现有标准。也就是说,对我国制造企业而言,将来的主要挑战来自于知识产权和产品标准的更为严格的要求;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其主要挑战来自于该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将失去政府的政策保护。例如国有银行将很可能失去因政府保护而产生的垄断性的存贷息差利润。”陈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