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与中国经济转型
来 源:未知发表日期:2012-05-08
经历30年的努力,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的异军突起,在保障全球基础消费品充裕供给的同时,也维系了全球基础消费物价的稳定,并为平抑发达国家的物价指数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外需的有效成长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引擎。
然而2008年始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和2011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不同程度地抑制我国两大货物贸易伙伴的购买力,进而殃及高度依赖外需市场的中国经济。
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已成为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唯一选择。同时,转变贸易模式,扩大服务出口,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商务部稳定贸易成长的重要抓手。
世界贸易组织(WTO)对服务贸易定义为:商业服务、电信服务、建筑与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与医疗服务、旅游与旅行服务、物流服务、体育服务和娱乐服务计12个大类,共分为155个细分子项。可见,服务贸易涵盖的范围广阔,发展前景极为诱人。从产业升级角度看,发展服务产业也是产业升级的具体表现,这也印证了郎咸平1+6的理论,即制造之外,逐步向全产业链高端扩展,不断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因此,发展服务贸易不仅可稳定贸易成长,而且可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
任何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制造业历经30年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服务业及服务贸易要想获得相应的成绩,也要经过若干年的艰辛与付出。所以,谋求服务贸易发展,需优化服务贸易政策环境,打通企业顺利执行离岸服务(贸易)瓶颈。
服务外包的离岸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到岸市场,中(中国)印(印度)两国企业在交付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且不讲印度的NASSCOM(行业组织)在美国的市场活动能量,短期内中国不会有类似机构可望其项背,仅就两国第一梯队服务企业作对比,十年时间,两国之间的距离未发生变化。十年前,我国企业规模约为三五百人,印度企业规模为6000到1万人,而今中国最大的企业规模已突破万人,印度第一梯队企业规模已升至15万到20万人。在规模方面,两国仍存在20倍差距。在人均服务单价方面,印度第一梯队企业的平均值在5万美元左右,仍是我国的两倍或更多。所以,印度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企业借鉴。
经验一:有效降低环节成本。尽管在产业发展初期,印度政府反应相对迟缓,但1990年后,在NASSCOM的帮助下,印度政府围绕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印度政府免掉了服务外包产业链上,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全部税收,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软件和服务进出口环节税、服务企业设备进口税。员工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在15%~20%,非常像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退税政策,效果非常显著。
经验二:压缩载体和平台成本。在印度企业高速成长期间,印度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了零地价或近乎零地价的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用地政策,为企业搭建载体、员工安居,提供了低成本承载平台。同时在网络与通信成本方面,提出了建立国家虚拟软件园区的概念,通过微波中继、卫星通信和光缆,构成了连接各企业自建园区的低成本国际通信网络。在保证网络通信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经验三:离岸并购积蓄竞争资源。低成本运营不但保障了印度企业的高速成长,而且让企业有能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形成专有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能力。随着印度企业陆续上市融资,掀起了一轮并购美国当地市场窗口企业和技术公司的浪潮,为印度企业积蓄了难得的高端人力资源、市场渠道、核心技术及行业解决方案能力。实际上,服务企业的海外并购与制造业的海外资源并购相同,只不过服务业的资源是市场渠道、技术(行业解决方案)和关键人力资源。
经验四:提升目标市场的到岸竞争力。资源的有效积蓄,让印度企业如虎添翼,迅速形成与IBM、HP、埃森哲等美国一线服务企业在其本土市场正面竞争的实力,同时让印度企业的人均服务单价不断上升,企业进入了高速且良性成长阶段。数据显示,近几年印度第一梯队企业,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年成长率,人均单价坚挺且仍有提升。这是中国服务企业迄今为止仍在努力积蓄的实力,我国企业在目的市场的到岸团队规模和交付能力,还要经历若干年的奋斗。
经验五:审时度势逆势收购。2008年至今,印度企业离岸业务,并未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在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部分印度企业抓住机遇逆势收购欧美大型跨国公司的后台业务部门,迅速扩大BPO业务的市场份额,反而获得了意外的超速成长。
与印度对比反观中国企业,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之初,依靠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间接进入离岸市场。在产业发展初期,确实帮我国的服务企业迈出了快速成长的第一步。
2001年国家的18号文件、2006年商务部牵头,十余部委共同推动的一揽子服务外包产业政策扶持,巩固了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高速成长势头,实现了首个5年10倍速的产业规模超速发展阶段。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第一梯队的10家领军企业,顺序在海内外市场上市融资,并开始通过并购和自然成长,形成离岸市场目的地国到岸市场和交付能力。仅以北京企业为例,几家领军企业合计已在美国形成了约2000人的市场和交付团队,第二梯队的100家服务企业也在本轮政策的扶持下,进入快速成长期。
同时也必须看到,过于依赖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也让中国企业患上了面对离岸市场的软骨病。中国服务企业主要业务份额,仍十分依赖跨国服务企业的开发、测试业务转移,许多企业,成为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附属“加工车间”和成本中心。这种低单价,按交付团队服务人数计价的业务方式,形成类似之前制造业“三来一补”的后台加工厂服务模式。
而近几年国内高企的房价(住宅和写字楼)、不断上行的通货膨胀、高昂的信贷利率、个人所得税、高达44.1%(仅企业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统筹、不断上升的汇率等因素,在压缩企业实际收入的同时,不断抬升企业的人工成本、办公物业租赁成本和财务成本,让服务外包企业的实际利润锐减。
作为中国贸易转型的一个支点,服务外包(贸易)也面临许多瓶颈和难点。但仍有理由认为,制造业曾经的艰难,服务业一定也会遇到,制造业今天的辉煌,也一定会是服务业的明天,故此我们也在热切地期盼着,服务产业和贸易的政策环境随着产业的成熟和进步完善起来。
(作者系中国服务外包工作委员会高级顾问、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