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幸福课》

　　渔民慵懒地躺在海滩上享受着阳光。小渔船也搁浅在沙滩上。

　　来海岛度假的企业家对渔民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天天下海，打很多的鱼，然后把鱼卖掉， 用卖鱼的钱投资扩大再生产，最后过上幸福的生活。

　　“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呢?”渔民问企业家。

　　“就像我这样，可以来海边晒太阳啊!”企业家回答。

　　“那我早就过上幸福生活了!”渔民满足地说。

　　这只是个故事，却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故事。首先，常理告诉我们富人比穷人更幸福，不然人们为什么都去追求物质财富呢?另外，常理又告诉我们，许多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比如，失去自己心爱的人、失去工作、沦为乞丐等。

　　可是，丹尼尔·吉尔伯特却在《哈佛幸福课》一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幸福与否是人的心理感受，与每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无关;我们之所以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因为我们混淆了人类的基本物质需求与人类的基本精神需求;失去亲人、失去工作的痛苦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难以抚平。而伴随我们终生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否乐观。

　　作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还打破了我们认为天经地义、习以为常的许多“常理”，同时又从哲学和心理学的层面深入浅出地把大脑、思维、想象、幸福感等最新研究成果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全书通篇都是故事、案例甚至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使我们从日常的琐碎事务中体会到了把握幸福这个大命题的神圣性和可操作性。

　　比如，丹尼尔·吉尔伯特开宗明义地宣称，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可以预见未来，因此，人类也就有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幸福感。但是，人类对未来的预测只是个想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离不开每个人过去或现在对外界的感知，又离不开大脑情感中枢的影响，因此是个复杂的过程。

　　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是归宿还是手段?怎样才能得到幸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幸福?

　　应该说，过去我们评价我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等硬数据， 而很少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等软数据。缺少对人的直接感受，如对幸福指数等软指标的关注，就会常常发生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我们不但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幸福指数软指标，并把它和经济硬指标挂钩，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说到底，经济发展的最后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日子过得好不好其实是“个人的感觉”!

　　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专家坐阵，筹划设立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许 “幸福指数”还会改变人们对经济增长指标的看法。比如美国的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显著增长并没有让人们觉得比以往更幸福。于是美国有人提出，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能让人们更幸福，政府为什么还要致力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呢?“幸福经济”一下子成了经济学家和政府的热门话题。

　　盖洛普从1994年起开始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消费行为和态度调查。数据说明，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过去10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10年后的2004年的指数却降到了67分。盖洛普的数据还表明，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中国农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里人。

　　我认为，中国人的满意度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人们的幸福指数并不是随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同步改善的。我们在注重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创造精神生活，仅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充分的;其次，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发展滞后于硬实力的发展。要构建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有赖于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幸福指数的提高。

　　在人类跨进科技高度发达、生产力空前提高的今天，当我们透支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资源后，问问自己，我们比以前幸福了吗?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我们可能并没有找到幸福，或者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找寻我们的幸福。

　　丹尼尔·吉尔伯特也许不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至少，他告诉我们，幸福的种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