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未来：你该如何适应变化

来 源：未知发表日期：2016-09-22

　　对于普通的求职者或者关心下一代人生计的父母们来说，当前的一些头条新闻令他们倍感焦虑。上个月，***宣布将使用一项自动撰文服务来播报每年的一万多项小联盟棒球赛。无人驾驶的卡车将很快取代人工，使整个职业消失。新技术据称将在相当多的领域掀起变革，法律、医药和金融服务也不例外。经济中的人工成本和净效应何在?美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失业时代吗?

　　对职场未来的舆论很大程度上都不离一个叙述线条，即技术和全球化会抢走你的工作。但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管理学教授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认为，在这显而易见的趋势背后，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发挥影响。“如果我们要看对职场影响巨大的单个变革，我认为最大的是理念，从认为企业应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到只对股东一方负责的理念转变。”他补充道第二大转变是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增加大约5亿的准技术劳动力”。十多年以前，没人预见到这些变革会发生。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修·彼德维(Matthew Bidwell)认为这将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影响。“几百年以前人们就说未来没人去工作，机器会为我们做好一切，而这一天还没有到来。首先，到目前为止，技术所创造的工作和取代的工作一样多。”

　　他认为尽管这样，大趋势还是令人担忧的，原因不在技术。他说，“美国和英国的工薪阶层过去的三四十年的日子并不好过。最低工资和工会的消失是一个原因，技术是一个原因，全球化也是一个原因。总的来说，现代化并没为许多人带来好处，这就产生了英国退欧、特朗普竞选总统这一系列事件。”

　　彼德维又说，这一转变令人警醒，“因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技术非常复杂，少数公司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技术。进入门槛相当高。我认为唯一的转变只能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如果就业状况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变化，我认为最害怕的局面是政治影响，很可能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消失的工作

　　确定职场的未来本身一直是一类工作。作家马丁·福特 (Martin Ford)认为人工智能将消灭许多职业，并建议实行基本收入保障。美国47%的就业人员的工作极有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自动化，这一预测源自2013年牛津大学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迈克·奥斯本(Michael A. Osborne)的研究“就业市场未来：工作受计算机化的影响有多大?”(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研究认为，除了大家通常认为的职业，“对判断力要求低的职业也越来越受到计算机化的影响。对于很多这样的工作，算法做出的中立决策比人工操作有明显优势。” 702项职业被这项研究列入其中。

　　那么像音乐和剧本创作这样要求创造力的行业，以及新闻业这样很大程度上需要战略、智慧和直觉这些人类特质的工作呢?这些工作无疑是有保障的，对吗?彼德维说并非如此。“回想过去三十年间技术取代的行业，你会看到新闻业和音乐首当其冲。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无限的传播能力，市场是明星市场，少部分人赚大量的钱。客户能够获取这些内容，但这些行业的员工待遇并不好。如果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被取代了，我们都能当医生或是剧作家吗?我很怀疑。”

　　进一步说，仅仅因为一项职业生产人们所喜好的产品或服务，或甚至对社会运转必不可缺，不代表社会找到了为其从业人员的生存付账的方式。

　　卡佩利说，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处在职场巨大变革的风口。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巨大变革不可阻挡但进程缓慢，原因不是单一的。目前关于职场未来的叙述都是以技术为主，但我们知道技术很少是带来快速变革的原因。”依赖技术完成一项工作与技术会传播甚至快速传播的概念不一样。

　　卡佩利又说，技术的影响被成本和复杂性所中和。例如，八十年代有报道称VCR技术会取代传统电视，因为此技术能够拍摄然后在广告之间播出。卡佩利指出，“即便这是可能的，也很难用，所以取代从未发生。基本的问题在于供应链的一端—雇主说，‘我们需要有这些技术的雇员，但我们不想为他们提供培训。’供应链的另一端是找工作的人们。中间则是社区大学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将这些资源作匹配的是政府和当地的人力发展中介机构。”

　　变革可能缓慢，但不代表不会到来。在皮尤研究中心针对职场未来的研究调查(as part of a Pew Research Center study)中，近半数的受访者预料未来机器人和数字化终端代替大量蓝领和白领工作，“许多人表示担心这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增加，大量人员快速失业，以及社会秩序的崩塌。”这项在2014年进行的调查并不代表一般雇员和管理者的意见，而是皮尤研究中心从互联网专家中根据其以往针对互联网未来的洞见所挑选的1896名专家的意见。

　　从乐观方面来讲，专家们认为尽管技术会取代部分工作，也同时会将我们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创造新型的工作。但他们也认为一些高技能人才在新工作体系下如鱼得水的同时，其他人会被迫走向低薪工作或永久失业的局面。研究最后表示，“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让我们对职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也不足以应对这些艰难决择。”

　　缩小技能差距

　　对职场未来缺乏准备的社会是亚瑟·比尔格(Art Bilger)最关心的问题。这位风险投资家是谢尔特资本(Shelter Capital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作之国(WorkingNation)的宣传小组来提升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尔格通过这一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向人们敲响美国“大规模结构性失业”(mas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警钟，这一失业是由于技术发展、全球化趋势和人类寿命延长，以及教育体系未能与时俱进等众多因素造成的。宣传小组制作并发布简短的视频和纪录片，呼吁社会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变革，并介绍那些找出解决方案的机构。

　　比尔格说，“我们历史上从未经历过这么剧烈的变革。变革涉及中产阶级、富人以及穷人，这实实在在是美国社会的心 脏。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恰当行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

　　比尔格说围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郎普(Donald J. Trump)和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运动是对日渐加深的就业危机的反应。他说道，“我们相信运动的核心就是这些问题。我们不用看到五年以后，这个国家几百万的人现在就在承受痛苦，这明显是痛苦的表现，而这些痛苦与经济和就业相关。这以很多方式呈现，无论特郎普还是桑德斯的支持者最关心的都是这些问题。”

　　“工作之国”委托著名导演芭芭拉·柯柏(Barbara Kopple)制作一系列有关工作方式变革以及企业如何应对技能差距的影片。影片介绍的成功案例之一是一个叫上升之年(Year Up)的机构，这个位于波士顿的非营利组织在城市为低收入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大学信贷、公司实习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持。其他吸引“工作之国”注意的项目还有社会创新大学(College for Social Innovation)，运营希望(Operation Hope)，美国志工团(Americorps)以及服务年联盟(Service Year Alliance)。比尔格的小组打算做出一个“未来防御指数”来为这些组织所能帮助的人提供参考。

　　比尔格说，“我在短期内希望看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能让普通美国人理解正在发生的变革，让千千万万家长在餐桌上与他们的12岁孩子交谈，了解未来就业趋势和应对战略。我想看到人们对此的广泛讨论。”

　　至于谁有责任让就业人群对未来做好准备，比尔格说联邦的政策会有帮助，但最佳解决办法应该从草根中来，与他介绍的这些组织和企业合作。他说，“我着实认为企业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我认为他们确实负有责任。企业是对职场变化看得最清楚的群体。如果他们不能补上工作岗位的缺，当下就产生问题，他们有日常运营的切实需求。他们也有最多的资源。当你看看他们能运用的财务和人力资源，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新工作从哪里产生?

　　但留住雇员只是保持就业增长的一步。东北地区就业与培训协会(North East Regional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ssociation)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克林·拉露丝(Colleen LaRose)说，等式的另一边还需要找到创造工作的方法。“由于历史原因，劳动力体系与经济发展体系分割开来了。他们在两个不同的轨道运行，目前几乎没有协同工作。问题在于他们分别与雇主交涉，因此他们没有共享信息。”

　　拉露丝说，例如，如果经济发展一方了解到本地一家公司将开始对中国出口，经济发展一方并没有让劳动力开发一方共享消息和建议新招聘的人员应当能说中文。同样的道理，当劳动力体系与企业商谈时，他们与企业谈的是他们所“卖”的东西，比如为企业从就业受限人群中招聘所提供的税收抵免。“但劳动力开发一方没有利用与企业商谈的宝贵时间谈论企业的扩展、出口计划等。如果他们碰巧了解到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信息，他们根本不会与经济发展一方共享这一信息。”

　　经济发展机构大量使用税收优惠来从其他地区引入商机。她说，“很多时候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当你从另一个地区招商时，那个地区会失去就业机会。必须找到制造实打实的新工作、可持续工作的双赢方式。”

　　拉露丝认为经济培植运动大有希望。在这一模式下，找出有潜力的次级企业(通常拥有10到99个雇员，年营业收入在一百万到五千万之间)并以多种形式为其提供帮助，使之成长上一个层级。拉露丝说，“如果一般一个企业能带来五到六个新工作，这与能带来2000个工作相比并不起眼，但这是新工作，而不是更换地域的工作，如果持续这么做，就会产生效果。”

　　1995到2013年间，尽管次级企业仅占美国企业的13%，却创造了35%的工作和34%的销售，这一数据来自上述观点的倡导者爱德华劳威基金会(Edward Lowe Foundation)。

　　至于彼德维，他认为在工作性质变革大潮之下的好投资不是职业培训，而是扎实良好的教育。他说，“人们对大学教育的惯有说法是有道理的。大量的读和写以及一定的数学，当需要适应性时，大学提供这个能力来吸收新类型的知识，但依赖这些基本的技能。学习一种焊接技术在五年后未必有用。”

　　彼德维说，目前的政治情绪并不愿意让政府挑大头来保证未来的就业，“但是市场已经明确表示可以支付一些人重金作为薪资，而只支付另一些人零星工资，因此市场本身并不会自动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所以除非你允许政府干预，否则讨论就无法继续下去。”

　　平衡的恢复有赖于财富重新分配、增加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支出、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提高低技能工人议价能力的手段。但彼德维说，“依我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与会改善目前处境的状态恰恰相反。”

　　卡佩利说，“总之，除了已经发生的变化之外，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导向职场根本性变革的故事。已经在发生的是雇主继续以各种方式不计后果地获得廉价劳动力。我们已经看到50年代到80年代大企业模式发展的全部可能。接下来是什么?无法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