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2周年随笔感想

网上人大武汉教学服务中心200909会计学毕业生 阿里黄山

（一）

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102周年，去红楼看看是好多人的心愿。红楼，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1号），因主体建筑为红砖砌墙、红瓦覆顶的红色两层楼房，故又称“红楼”。红楼前矗立的孙中山先生地铜像，红楼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得“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匾额。红楼，被人们尊崇为“民国之门”。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湖北革命党人，蓄势既久，为天下先，勇敢地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次日，取得武昌起义胜利的革命党人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推举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号召各省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随即，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赶赴武昌，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领导了英勇悲壮的抗击南下清军的阳夏保卫战。武昌起义声赢得全国响应，260余年的清朝统治顿时瓦解，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终结，当我们站在红楼下，仰望孙中山的铜像，追溯一百年前那场血雨腥风的革命，许多亢奋许多激情许多感慨许多喟叹聚在心头。

（二）

作为炎黄子孙，我曾为华夏的历史而骄傲！不是么？中国，有着五千年文化从未间断的历史，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出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叮当作响！熠熠生辉！！曾几何时，我们这个曾经在蓝色星球上遥遥领先的中国文明，也不得不准备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孙中山说：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狗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按历史学家划分，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恰恰是不得不准备接受屈辱和被动命运的开始。亚细亚，这个太远升起的地方，已被漫天的阴霾遮蔽。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把视线拉远一些，看看世界上我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在干些什么的吧。15世纪末，中国的主旋律是对抗来自北方的侵入之敌，而东南海岸线还在荒寂中沉睡，虽然有一个著名的人物郑和带船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但他的行为仅限于“正其谊而不谋其利”君子之为，与此相反。欧洲的航海家们却忙碌着征服海洋，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对外激烈扩张和贪婪掠夺。他们正让偌大个世界在变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让户户毗连，这样就没有哪个国家或单门独户或游离户外。当历史或时间的老人敲响18世纪暮鼓得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正如海啸般地推进或改变着人类文明。历史学家不能不喟叹地说：当太平洋上的狂涛巨浪，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船，和比军船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能与之匹敌了。中国，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同时爆发了。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伤心史，一部血泪史，一部落后就要被挨打的屈辱史。你看吧，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皇太后对13个国家宣战。这四次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忘记得的是，正如康有为所说：中国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四万万民众“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清政府对这些战争后的赔款总数高达7亿2450万两白银。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条款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自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这样写道：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是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即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竟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龚自珍说，这是一个人心混混、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的衰落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让人欲哭无泪。啊，我们这个曾经诞生过屈原、李白、苏东坡的民族；我们这个曾经创造出四大发明，曾经保持了上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的杰出的民族以及她那杰出的文明，何以到了清王朝后期，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对内不能保护国民尊严，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的腐朽没落的政府？人们在请问历史。人们在思索现实。有关专家说：“19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大量反思，思考中国需要些什么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生存下去的时代。”当时光老人敲响20世纪德晨钟时，人们感到，此时有一个最嘹亮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轰鸣，那就是——革命！

（三）

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廷丧权卖国，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不已，人民生灵涂炭。为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避免亡国灭种之惨祸，实现民族伟大之复兴，从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主张，到洪秀全等人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洪仁玕进一步提出《资政新篇》的发展资本主义纲领；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开展“洋务运动”，到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的“维新运动”，但可惜的是，他们都失败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在哪里？无数仁人志士在争论、探索。在中国，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人是孙中山。此后的实践证明，孙中山是20世纪初推动中国发生巨变的主要代表。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28岁那年，想拜见清政府的重臣李鸿章，并呈上八千字的改良建议“以和平之手段，以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他坚信以中国之人力财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却遭到李鸿章的拒绝。失望的孙中山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彻底丢掉了温和改良的想法，旋即远赶海外，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从此，树立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开始以革命的方式探索救国之路。历史记录了这样一个重要镜头：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与黄兴第一次握手，史学界称为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50年8月20日下午2时，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人物集结在日本东京，宣告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由孙中山主持，黄兴宣读了中国同盟会的章程并倡议说：“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选举手续。”与会者均举手表示赞成。据说此时，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看到中国同盟会的大事已定，孙中山非常高兴地与大家一一握手，正在这时，忽然间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找寻原因，原来是会议厅后的一块木板倒塌了。孙中山幽默地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值得诸君高兴啊！”中国同盟会把创立民国列为誓词的主要内容之一，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会刊《民报》创刊号发表了发刊词，首次把中国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尚明轩说：“三民主义”，就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提出了革命主张，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共和国的问题，第三个是人民的生活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所以，孙中山当时提出的三民主义很有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冯伟林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一群年轻人的聚会，是一群书生的集合。同盟会员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他们放下笔，拿起枪，要立誓推翻清王朝，要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去谱写民族复兴之歌。这时候的民族意识，凭借此散发出来的感染力，成为民族的最大的能源力量。”正是在三民主义这一革命纲领指引下，神州大地处处是可歌可泣的：起义！起义！起义！鲁迅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孙中山与黄兴等中国同盟会革命党人自1906年起不断发动一拨又一拨的武装起义，较为有名的有醴陵地区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最为著名的当数1911年4月27日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说广州起义大家可能印象不深，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还因为在这次起义牺牲的革命党人中，有一个不能不提得人物——年仅24岁的林觉民。24岁，花样的年华。林觉民本是黄兴的好友，曾留学日本，精通英、德等国语言，还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他临死前写下《与妻书》，在一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里，如此大气磅礡如此儿女情深得《与妻书》是第一次第一篇！《与妻书》写就的几十年后，分别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中学教材，一代接一代地感动着后来的人们。《与妻书》惟其感人，就在于它情真意切，字字泣血，到处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真情，“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缠绵悱恻而又充满激情，充满凛然正气，“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为国捐躯的激情与对爱妻的深情两相交融、相互辉映，叫人断肠落泪，而又撼人魂魄、令人感奋。虽然已时隔一百年，但文章的魅力依然。林觉民对爱妻的那份真情、那种“以天下人为念”、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气度风范，依然长教人为之动容。写到此，歌手李建复《意映卿卿》歌声依稀在我的耳边萦绕：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你的情。然而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钟情如我又怎能抵住此情万万千千，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率性如我又怎能拋下此愿青云贯天，梦里遥望低低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广州起义震惊中外，连镇压这次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準也不得不承认：“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胡元炎也说：广州起义，“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革命党人用一腔热血，用一腔忠诚，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壮歌，一个民族的史诗，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四）

1911年是农历的辛亥年，这年的10月10日，无疑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无疑将永远让人铭记。一个王朝终结了。一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灭亡了，一个共和国的国家在亚洲诞生了。武汉，作为“九省通衢”、“南北枢纽”的华中重镇，在军事上具有扼险控要的重要地位，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便是从武汉开始其改变中国历史的行程，因此，武汉被称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在这个影响中国影响亚洲影响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里，是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一般的史料里，都认为武昌首义的第一枪是出自当时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代表熊秉坤之手。有史料云：这主要是受孙中山的影响。武昌首义的3年后，即1914年在日本，中山先生曾指着熊秉坤，向各位同志朋友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同时，孙中山在1919年写国庆社论时，又在文中强调了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是熊秉坤所为。事实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是鄂州人程正瀛字定国。这是当事人熊秉坤在自己回忆录里说的，熊秉坤证明是程正瀛放的第一枪。当时，武昌首义迫在眉睫，但熊秉坤对自己好朋友陶启元的哥哥陶启胜不放心，遂找到陶启元让陶启胜避开风头，能躲就躲，谁知这陶启胜反面不领情，还准备把革命党人起义的事向上级反映，陶启元大事不糊涂，一看自己的哥哥将要坏事的时候，马上将此情告诉了熊秉坤。熊秉坤这时还没采取对付措施的时候，那边金兆龙和陶启胜已经发生了争执和打斗。首先是程正瀛举起枪托，朝着陶启胜头部砸了下去，“陶启胜摇晃着站起还想挣扎逃跑，熊秉坤拔枪对陶欲射击，这时程正瀛举起枪豪不犹豫扣动了扳机，情急之下的这一枪，正打中陶启胜得腰部。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然而，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首义同志会开会时，吕中秋却认为第一枪是他放的，会中熊秉坤与吕中秋两人均在场，为了谁放第一枪问题，两人吵起来。后来，还有说是金兆龙在跟陶启胜争斗时开的第一枪。这样就把武昌首义第一枪搞得扑朔迷离。学者伍立杨在《中国1911》中对武昌首义第一枪有一个较为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就地点而言，有的在工兵营放第一枪，有的在炮兵营放第一枪，虽然都是第一枪，但到底谁先谁后，很难考证。所以不管是金兆龙、还是程正瀛和吕中秋，其营代表都是熊秉坤，说熊秉坤打响第一枪，可视为广义的第一枪。至于狭义的第一枪，理应归于程正瀛。孙中山先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意外，蕴含着预先的不可知，但作为一次反满革命的总爆发，武昌起义又是必然的。1911年9月24日，起义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定于10月6日即中秋节举行起义，并确定了起义军事行动计划和攻击命令。但由于准备仓促，行动不够严密，意外事件打乱了预定部署。接下来意外事件可谓一个接着一个。一是驻南湖炮队的党人汪锡九等，为告假回乡的同志张肇勋等饯行。正开怀畅饮时，队官宁鸿钧、排长刘步云闯了进来，横加干涉，称有违军规，喝令立即散席。江锡九、张肇勋等不服，引起争执。统制（相当于师长）张彪闻报，调派马队赶来镇压。汪锡九、张肇勋等逃离兵营。而此时，武汉三镇已风传“8月15日杀鞑子”，湖广总督瑞澄将此两事联在一起，引起了警觉，猜测革命党可能在中秋节造反，于是下令，10月3日至7日实施特别戒严。鉴于清军调兵遣将，严加防备，起义总指挥敌变我变，将起义日期延至10月11日。二是10月9日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意外事件，这天下午，总指挥部参谋长孙武等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作炸弹时，总指挥部总理刘公德弟弟刘同走了进来，正在吸烟的他不慎将烟灰弹落在炸药里，引起爆炸，孙武被炸伤，急送医院救治，其余党人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到，搜去了起义用得旗帜、文告、印信，马上转交瑞澄。清军大肆搜捕，一时风声大紧。鉴于此，武昌首义的主要组织者蒋翊武当机立断，命令提前于当天即9日晚上12点钟举义，由南湖炮队的同志“鸣炮为号”，城内外各标、营一起起义。然而过了午夜，各营的起义人员终未听到号炮。原来，又发生了第三次意外。负责与杨洪胜联络的革命党人到指挥部报告，杨在送炸弹去工程营时被逮捕。快到午夜12时，敌军警突然包围了小朝街机关。刘复基要他们赶快跳窗逃离，他自己手执炸弹冲向楼下，因投出的炸弹未爆炸而被捕。蒋翊武蓄长辩，着长衫，貌似乡村学究，未引起敌人注意，跳窗后逃脱。彭楚藩刚逃出门即被警察逮捕。与此同时，革命党的其他几个机关也被查抄，被捕者达20多人。当晚，接到起义命令的各标、营革命党人，正荷枪实弹等待南湖炮声，但传达命令德邓玉麟因城内戒备森严难以出城，当他设法到南湖炮队时已过12时，各营革命党不敢贸然行动。10月9日起义计划没如期实现。10月10日早上，又有意外和不幸消息传来，武昌小朝街机关遭清军突袭，蒋翊武、刘公逃出武昌，指挥部成员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等被捕牺牲。这多的意外便罢了，最让人头痛的是起义军群龙无首，起义面临流产。在这关键时刻，工程八营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召集本营党人队长说：“如今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守待毙，不若奋起一搏。死中求生。”他又分析形势：“各营均有同志，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必然万众响应，何愁大事不成？”在他的感召下，各队长均表示“愿听驱策”。熊秉坤之子熊辉这样回忆说：原定起义时机是当晚操课结束后，但因营区发生意外冲突，迫使起义行动提前。熊秉坤临机应变，在巡查过程，对空连放3枪，随即率领40位敢死队冲向东辕门，士兵相继冒弹雨抱煤油罐纵火。经一夜血战，到东方黎明时占领督暑，武昌全城克复，满城都是臂缠白巾的革命军，一面醒目的铁血十八星大旗，在黄鹤楼上迎风招展。熊秉坤曾获授陆军少将衔。但在1912年，因反对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遭到通缉逃亡各地。1913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年秋回到湖北，被孙中山委为讨袁鄂军司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秉坤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逝世，葬于武昌九峰山。武汉首义成功后，不到三天，武汉三镇光复，不到一个月，全国就有十三个省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统治，短短四个月，大清王朝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晚10时，正值风华正茂的46岁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得就任誓词仅仅八十余字，且录于此：“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由武汉首义引发的全国革命波澜，就这样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这样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给列宁带来了震动，布尔什维克党起草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为他们感到欢欣鼓舞。”自此，中华民族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如今，在天安门广场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副武昌起义的浮雕，记录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那重要的一幕，让人们久久凝视。

（五）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次空前的伟大转折，竖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中国近代社会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辛亥革命是“亚洲的觉醒”。2006年，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高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创立中国同盟会，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和他的革命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埋葬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是，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历次起义都是用一个朝代来代替或更换另一个朝代。而辛亥革命不仅彻底地推翻了帝制，而且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由于当时革命党人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就按照美国的宪法和政治体制，实行了总统共和制。当然，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基础，使其后那些企图复辟封建帝制得反动统治秩序都变成昙花一现的丑剧，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纪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周恩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让人们产生了新的国家意识，突破了传统的“忠君爱民”的观念，国家属于我们自己，随着民国的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掉了旧有的封建锁链对国民个性的禁锢，在民国初年，出国留学和远离故土谋发展的人比清朝末期大大地增加了，特别是由妇女创办和经营的各种企业、学校和艺技所不断增多。这足以标志着中国妇女被剥夺人权长达数千年历史的真正结束。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才从政治上和人事上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1915年诞生的《新青年》杂志，其创办人陈独秀和最初的作者多半来自同盟会刊物《甲寅》的作者群。《新青年》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使反保守、反愚昧、反奴役、反专制的新思想激荡于中国。继而有1919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有各色社会主义的传播，有共产党的孕育诞生，有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合作，有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从而解决中华民族内部的巨大矛盾，使占总人口94%以上的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凝聚，辛亥革命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最终形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动摇了封建的经验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12年至1920年间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史料载：“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1894年—1920年）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确13.1%。这说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工业化希望之所在”。然而，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远远没有结束。冯伟林说：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思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他的想象力和改造中国的雄心，他的世界眼光，已经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能集中起来的力量。但孙中山终其一生并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那是理想末酬的伤痛。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江泽民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变了方向，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阶段。胡锦涛说：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缔造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顽强奋斗，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纪元……

 

201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