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起自己的命运其实意味着创造命运，因为命运不是一个现成地摆在前面的欲望金苹果，它是一幅需要你的亲手描画才能呈现的画作，是一棵需要你的劳作和努力才能生长的果树。

前段时间到凤凰城旅游，路上一直在读沈从文的《湘西散记》。有一天，坐在寂寞的舟船上返乡的沈从文对着清澈的河水，注视着夕阳下的拉船人，忽然领悟到了某种生存的智慧，心中似无渣滓，透明烛照，他的心触及了人类的哀乐，心中泛起温暖的爱。他说，他本来是悲悯着所有那些“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但现在却是满怀了感动：“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

旅途中，沈从文还见识了一位非常有特点的 77 岁老头儿，他是一个临时纤手，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像古罗马人那么健壮，长眉大鼻像极了托尔斯泰，光着手脚蹲在河边青石上用很大劲头谈价钱，拉完纤后又蹲在石头上一五一十认真地数那折合成银洋才 9 分的钱。沈从文为这么一个老头儿震动了：“人快到 80 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著。”沈从文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没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

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思想的黎明，在淡淡的雾霭中努力要瞥见“活着”的晨光微熹。作家史铁生说，他要写作，要为自己寻找一至一千个活下去的理由。他不希望生命变成一个纯粹的生物过程。世界上几乎每个伟大的哲学家也都在如此提问，并且试图作出解答。他们有时候被描绘成带领人们穿越城堡或迷宫的向导，有时候被视为看林老人、灯塔守望者、设置路标者，但更多的时候却被称作一群死不悔改的“撞墙的人”，因为他们经常走到那些没有出路的绝境里，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埋头猛闯，于是只能头破血流。但他们乐此不疲。邓晓芒教授在一篇哲学论文里曾列举了大量哲学家因为“爱智慧”而酿造的悲剧：毕达哥拉斯执著于戒律而被杀；恩培多克勒投身于火山口；德谟克利特自毁双眼；苏格拉底甘饮毒酒；芝诺自愿上吊；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因贫病交加而早逝；尼采神经错乱；海德格尔身败名裂……至于那些从事着“危险事业”的诗人，更是义无反顾地闯入命运的雷区，撞进人生的死角，试图截获存在的真正密码。

沈从文发出“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的疑问，说明这位悟性极高的作家也忍不住要“撞墙”了。他也开始品尝到了“形而上的烦恼”。但他同样不可能找到答案。活着的人也许不自由，但他们是自在的；也许不自觉，但他们是自然的。他们“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远离了形而上的追问，沉醉于形而下的快乐和忧愁之中。对他们来说，人生的密码就藏在他们所挣得的每一粒粮食里、在家园炉灶每一束亲切跳动的火苗里、在孩子们每一声天真的啼哭里、在为了生存而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里、在他们偶尔绽放的每一道笑纹里……

人生需要求索，需要反思，但也许真的不需要想太多、想太玄。中国古代的哲人说：“四时行焉，万物生焉。”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无置疑、不证自明的东西。我们需要的只是担负起那份属于自己的命运。多年前看过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一部电影《大地雄心》（ Far and Away ），里面那位男主角刚到新大陆的时候穷困潦倒，生活几乎难以为继时仍然颇为豪迈地说：“ This is my destiny! ”（这是我的命运）担负起自己的命运其实意味着创造命运，因为命运不是一个现成地摆在前面的欲望金苹果，它是一幅需要你的亲手描画才能呈现的画作，是一棵需要你的劳作和努力才能生长的果树。而那最成功的作品、那最丰饶的果实，就是你自己，就是你曾经历的人生。

在孤独的大地上，人们在繁忙中沉沦。我们都想摆脱繁忙，都觉得自己营营役役，离本真的生存越来越远。可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本真生存并不是任何漂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繁忙恰是我们必须承当的责任。正是在繁忙的实践中，我们的人生才得以在世界中展开，使得活着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现实。而中国传统的所谓虚静恬淡、逍遥无为的“审美人生”其实恰恰是萎缩的，孱弱的，是对本应担当的命运的逃避。逃避者必定囚禁于自身，缺乏活力。劳作者的肩膀上挑着命运的重负，他们的生命才能得到良好的发育，从而神定气足，精力弥漫。也许只有在劳作之余，静坐于船头，抽着烟斗时，那流动的河水才会带给他们一丝微末的人生慨叹。那片刻的静坐和形而上之“恍惚”虽然无法穿透生存的迷雾，但也已经足以令他们对此生有一个交代。沈从文是对的，他应该对那些朴野的船夫心生敬意，他应该对那个像托尔斯泰的近 80 岁老纤手表示惊叹，即使他们似乎毫无思想，满嘴野话，或者因为 1 分钱而大声争吵，被人看成“又老又狡猾的东西”。

作者：吴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