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和他的时代

对商人，尤其是中国的商人或所谓成功人士，中国一流的文人多沉默不语。我相信这沉默饱含了太多的内容，它远不同于大众的态度，后者多是又妒又羡的；它也不同于为富贵树碑立传的态度。沉默里有一流的心智对自己思想无力的无奈，有一流的心智对世间人物和实践的期待。

金钱即力量。尤其是今天，发展、资本、增长……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事业，已成为大至文明、种族、国家，小至个人的精神意识。在李嘉诚、杨致远、孙正义等人的光芒已遮盖了传统权力掌握者如克林顿、董建华之后，成功人物的境界和生命形式又有了新的含义。对比起来，“儒商”或“商儒”一说是太轻巧了，它远未能说明李嘉诚一流的当代成功人士在人类社会权力的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在暴力（权力）、金钱、知识的力量变迁中，后来者总会对前者有所重组、整合。在大众社会里，比尔.盖茨的影响已凌驾于政治人物之上，知识经济又深刻地影响着实物经济，网络生活正重构传统产业的图景样式，等等，即为明证。

近200 年来的中华文明，走过了一段坎坷屈辱的历程。西元1949年以后，文明的地理环境虽分离多元，但大体上都稳定下来了。文明的新生重建或以试验（在大陆）、或以光复（台湾）、或以中西混合（香港）等形式展开。

这些展开的内容以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历程、几代人的时间为代价，论证了我们文明在现代世界里的诸种可能的命运，从而为古老文明的现代新生和伟大复兴作了预演。大陆在试验之后重获人的自觉，出现了对传统文明和世界文明普遍价值的认同和回归。台湾则在政治文化的演进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同样为博大包容的中华文明体系注入了活力。

冲突最为激烈的是香港。语言、种族、肤色、习俗……五方杂处，传统文明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还具有原创能力？在精英文化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企图呼应台湾诸学者的努力，论证传统文明的现代创造性转化，企望“老内圣”能开出“新外王”；在大众文化领域，以金庸为代表的小说家则竭力追溯、阐发、宏扬传统文明的价值。但文化领域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新儒家的缺陷，其与现代社会里的杆格有目共睹；金庸虽力倡原儒精神、大侠情怀，也最终意识到这一文明最有光彩的内容无法在传统社会里生存（典型如萧峰。《鹿鼎记》可能是最后一次尝试，但最无足观的韦小宝在这社会里如鱼得水，而忧国忧民者陈近南走上绝路……则仍以小说无情的逻辑宣告传统社会文化的失败。金庸自此以后封笔）。

所有这些在智力领域里无力突破的文明梦想，却在实践领域里得到了最好的收获。即中国人、中国文化以香江一地为舞台，与西人、西方文化相处、碰撞、贴面肉搏，相辅相成，在人们都以为这里是“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真正经受考验过的生命健旺壮盛的种子。文化上，对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扬弃，从而成就出现代专业分工的知识人；行政上，锻炼出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公务员队伍；在民生日用的经济领域，则出现了包玉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霍英东等一大批市场巨人。在这其中，李嘉诚是一棵长青树，佼佼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明的幸事。在文明的共同体苦难的历程里，中华文化在列国竞争的世界里处于弱势，文化“花果飘零”。弹丸之地的香港，在最激烈的冲撞里反而孕育了文明新生命运的因子。

李嘉诚，就属于这样一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长季节。很多人都已注意到了李嘉诚们的幸运，天时、地利，等等。也如很多人注意到的，尽管每一代人都有可重复性，但李嘉诚却是空前绝后的。李嘉诚大概是香港市场诸巨人中少有的出身贫寒者，少有的长青树，在市场和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成功过的佼佼者。李嘉诚的成功正在于，从少年创业到目前60多年的从业过程里，他几乎抓住了命运赐福的一切机会，并利用发挥至完美。

李嘉诚成长、创业的年代，环境有着巨大的机会、也有着巨大的风险。每一次动荡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压力，给无数的小业主带来了灾难，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在时代的轮盘赌上转眼破产、输得精光。李嘉诚让人叹服、着迷、羡慕之处，也正在于他有如神助，避过风险，而把握了机会。

这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而成功的神话，千千万万人的梦想，而李嘉诚帮他们实现了这一梦想。他出身社会基层知识分子家庭（在今天的大陆社会被称为“草根知识分子”），父亲李云经先生一度经商，失败后回家乡教书，最终在地方教育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李云经先生是一个敬业的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教育那种传道与授业解惑集于一身的教育家。李嘉诚在童年因此受到很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他的聪明也很早显露出来。学校给了他信心确认和个性发挥的机会，父亲给他做人的境界和道理。然而，这一正常的健康的成长岁月很快为时代的车轮碾碎，时运世运，国事家事，一个落后民族及其家庭个体细胞的命运 注定无力自主，父亲不得不带着一家人逃难到香港。在一个从无根基的地方生存，可谓重新做人，事业和闲暇都已是奢侈，生计迫在眉睫，全家人的命运由他决定。而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先生没能重新开始，就在忧愤贫病中离开了人世。这样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正是我们民族经典的血肉文本。天灾、战乱、动荡、逃亡……寡母弱子，在千余年来大量的说部中都可以看到。在李云经的身影倒下之后，全家人的生活、弟弟妹妹们的成长就落在了十来岁的李嘉诚身上。

李嘉诚居然承担下来了。他不再上学，他最先努力的乃是适应社会这所学校，到茶楼做“茶博士”，到舅父公司里做小职员，在五金公司做街头推销员，虽然艰难，然而却可让一家人能吃上饱饭，而且他也很快了解、熟悉了社会的各色人等和谋生的诸种方式。社会对于他不仅是严厉的、残酷的（他完全了解到在那里不能做着感情的交易，他的情感也因此很少外露，他避免一切感情的冲突），而且对人的每个举动都有着呼应，“天道酬勤”，世道无欺，他来了，他看到了，剩下的只是他如何自处和报世，他如何展开、“征服”和成功。应该说，李嘉诚做得相当出色。少年的欢乐、人性的懒散和嗔欲，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什么迹象。他的精力几乎完全花在生意上了，花在与人与钱打交道上了，花在挣取他和家人活命的资本上了。令人惊奇的是，他丝毫没有放弃学习，他用到废品站收购旧教材的方法自学而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包括英语这样的交流工具。学习甚至成了他生活和事业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他仍每天坚持听英语新闻。这样一个人的成功几乎是必然的。

凡是跟李嘉诚同过事的人都对他的能力有着极深的印象，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会甘于平庸：寄人篱下，做一个小小的打工者。他在刚刚步入商场时表现出一种学生的心态，除了像学习功课一样地努力工作外，李嘉诚将他认可的做人准则放到工作中，放到处理与他合作的老板和工友的关系中。以诚待人，这个少年对环境的老实姿态，延续成为他的做人方式，李嘉诚因此在商场上获得了很高的信誉。数年之后，他已是经理人了，并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塑胶公司，那样近乎手工作坊的企业，李嘉诚命名为“长江”。从塑胶企业开始，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极好地担当了自己的家庭。在塑胶行业，他领先风气，并且也较早地预感并应对其衰落。父亲的“盈亏有定”的教育在实证中一定给他留下了印象。他涉足地产业，每有举动，似乎逆流而行，但他取得了成功。60年代他虽然一度入籍新加坡，但总的来说，在弹丸之地的香港，阴晴不定，时来风雨，人心飘忽，李嘉诚显示出了难得的定力。在歪打正着的印象背后，他是一个掌握了人生辩证法则的大师。他在市道低迷时收进，几年后他的产业成倍地升值。到70年代初，他已是香港小有名气的成功商人了。

无论李嘉诚是否以商人自居，他的作为却已超越了单纯的社会角色。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他追求第一，在每一领域里都追求最好的，不仅要在地产业超越百年老店英资置地，而且他把公司包装上市，他收购英资，在市场上最重要的领域里他竞争过了英资。与其他华人资本家一起，取代英资成为香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力量。不断挑战自我，永不放弃学习，使得李嘉诚在众多的领域里都能进入最高境界。他能够将塑料杂志上的信息转化为他工厂的主要产品；能够及时发现香港产业发展的方向；能够熟练地应用股市来进行他的企业扩张；能够精确地计算出一个上市公司的合理股价；甚至紧随全球经济波动确定他在其它地区不同领域的投资。到八九十年代，李嘉诚的发展已超越商人一词的简单含义，从一个街上遇人就推销的混生活的少年进入了当代世界精英人物之列。在传统产业里称雄的同时，李嘉诚也能在新经济里呼风唤雨。他不仅与世界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与一些国际政治家交上了朋友。他的家族市值一度占全香港的?.他一个人的财产相当于我们中西部几亿人的财产总和。用古人的话，他已经“富可敌国”。在大陆、台湾的政治神话远遁之后，李嘉诚给予了另一种神话，黄金白银时代的神话。人们不用强迫即释服，不用劝说即跟从。这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却把我们的欲望调动起来的超人。

在追寻李嘉诚独一无二的性格品质时，我们应该考察他成长中作用于他的可能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还原”成我们易于感知的人情世故的实在图景，李嘉诚的心路历程应该是我们能够猜想也能够沟通的。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沉默和崇拜外获得平常的心态。当少年李嘉诚要独力支持全家人生计时，他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生活的艰难对他的思想和做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事后的追述总会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如西哲对西方历史的解释，“剧本早已写好，只是等待历史的展开”。解读李嘉诚的人生轨迹仿佛如是。

如前说，李嘉诚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并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其对李嘉诚的影响是极难得的。马克思曾称赞希腊文明，以为那是正常的儿童，其创造的文化有一种高贵的品质，健康的心态，是后来者不可企及的典范。李嘉诚出身并非大家、世家子，他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在生活和世界的边缘，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是健康的，他们聪敏、灵气、良善、温情，不走极端。但对大部分受过良好童年教育的孩子来说，接下来是青少年时期的一帆风顺，如果没有意外的悲剧使他们颠离生活的轨道，他们将信守自己生活的真理，并以此解释整个生命历程的诸种经验。多数人会由此气宇不大，成为社会里的一类型，而非独特的“这一个”。然而，文明转型的艰苦降临在每个个体生命和家庭，无论自愿或者被迫，他们都必须重新寻找生活的基础，必须重新建构对于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在此意义上，那个时代的草根知识分子及其后代，都在参与着对社会既有规则的改造。对于具体的个体生命来说，是某些偶然的、神秘的因素规定了这样的努力成为悲剧或闹剧，从“自铸伟辞”的革命者沦为神坛下蜷伏的奴婢，或者成为自立法则、自创王国的大师、巨匠。李嘉诚幸运地成为后者。

李嘉诚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这种情况使人对世人真面目、世态炎凉有过早的洞察。他所尊崇的父母在生活面前的无力，也一定导致了他对人生的早熟的体验。早熟的生命，总是蕴含着不尊重生命，对人轻视、敌视，对公正平等的深深的怀疑乃至嘲弄。生存环境残酷，则往往会导致偏狭、报复的心态，导致了机心、谋略、实用等等。

但是儿时的良好教育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担当，使得李嘉诚能够避开那种早熟的人生虚无的一面，而对人情世故有着实在的把握：在求人中，生自励自助之心，同时也获得对世界同情的了解和爱。其良好健康的心态发展至此不是偏向乖戾，而是更为壮实，这一健壮的人格，对人性有基本的洞察把握，又绝无幻想、浪漫，即对什么是付出，什么是获得有入骨的理解。而避免感情外露、感情的冲突，在市场上搏杀不无冷血残酷，对敌人的算计能以10年20年为期，其坚忍、工于心计也许正由于这少年时的不幸。

也许对李嘉诚的人生境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其父亲李云经先生了。李嘉诚年少时曾在半夜醒来，看见父亲仍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的背影，这件事给李嘉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明史上总是有一些最平凡普通而也最伟大的场景，充分说明了生命的自我实现形式：无私、爱、无人闻问的付出，只对天地或说自我负责，至于世人理解这生命到什么程度，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了。对李云经先生这种小知识分子，我们社会里最常见的理解方式是：穷酸一辈子，那么辛苦，什么也没得到，不值得。我们蒙垢的灵性忘记了感动，忘记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人在支撑我们的文明。

从李嘉诚多年以后多次谈及此事看，父亲及其行为已成为一种象征。父亲和那一场景是对李嘉诚人生境界最有力的挑战、警示和支撑。不能只为名利，只做一个名利之徒，人生在世，有可能成就一种高尚的境界。李云经先生的为人，是作为儿子的李嘉诚不可超越的，那一境界只可以追随，可以参照。李嘉诚在社会上再怎么成功，如果他不能像父亲一样对世界有忘我的爱，如果他不具有父亲那样的境界，他就不可能告慰一生穷窘的父亲。

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广为人颂：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对李嘉诚亦如是。领受过，就起作用，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李嘉诚由寄人篱下到富可敌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个人的生命状况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张狂和戾气，他仿佛无视自己财富的滋长和力量的扩张，只是沉稳地、老谋深算地注视着下一单生意。这期间既有职业金融家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伦理，又有着传统文明对财富的韬晦之术，有着传统的对世道人心的提防。纵观李嘉诚一生，他一直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规矩”和本分。中西文明在他身上，在他那一代香港商人身上有着较好的结合。 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展开极为复杂，国人只有在极短的时间里像日本人一样饥渴地、疯狂地学习，更多地时候在自傲与自卑、敌视与谄媚之间徘徊，而西方文明扮演了掠夺者、施惠者、肢解者、友爱者、守旧者、激进者各种角色，最终纷纷被扭曲、消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神权的辩护士，自由主义成为腐败和剥夺的保护伞。传统的命运也是如此。而李嘉诚们在无言中，在亲身履践中将敬业与勤奋、财富积累与本分、自尊与孝顺成功地统一了，正是在这方面，李嘉诚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益的。

需要说明的是，李嘉诚在50年代的成功之后，在已使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之后，为什么没有改行，为什么没有读书？

在创业初期是有要像父亲那样从事教育的想法儿的。“知识改变命运”，他后来更深刻地领悟了，并以此为题拍摄了专题教育节目。他告慰父亲的方式之一就是捐助公益事业，在大陆，最为称道的是建设汕头大学和附属医院。他在汕头大学先后捐助20亿元，尽管这所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大学至今在学术方面、在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上并无可观。李嘉诚对教育的认知促使他以父亲的姿态来监督弟妹的学业，同时自己也学习不辍。但是，李嘉诚在刚刚成为企业主之初的“小富即安”或转业想法并没有影响他后来事业的扩大。在当时的香港，竞争迫使企业只有不断地发展壮大才能生存下去，近乎自然的要求使得李嘉诚最初的想法不自觉地消失。李嘉诚进入塑胶行业仍然是一个模仿者，年轻和善于思考使得他敢于尝试新事物，发现并生产塑胶花使得他很快在行业中树立了领袖地位，并为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这种求新本身也会改变他的初衷。

对李嘉诚来说，很容易发现，如果不把读书作为一种做人的方式（立言），如果只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工具、手段，那么职业已无分别，重要的是从知识中获得内在的自信和外在的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和做事（立德和立功）。

我们的传统以为“太上有三不朽”，其上为立德，其次为立功，其次为立言。其实，德也就在功和言中。做人，他已在绝境的拼搏中感受到人的自由。在他所处的香港，个人在归属感上的受限和无能为力（父亲和儿时教育给予他的家国情怀至此已苍茫无限），使得对个人最具挑战最有诱惑最有机会的是市场，这是生命力量实现的最好地方。这也许是李嘉诚被逼入市场上发现别有洞天，一样可以实现人生多种需要，而终扎根于市场的原因。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李嘉诚何以在商场上拼搏了一辈子，何以终生如此勤勉。李嘉诚曾总结说，一为挑战自我，一为让股东满意。在身份认同不太紧要的香港，他对自我实现的要求更为强烈，他要在自创的王国里的成功也极为强烈，那里有着对一种共同体和个体价值感受的真实情怀。

那也是东西方文明、资本、社会的聚焦之地。香港的幸运在于，它在冷战的岁月里，在一种动荡然而又基础稳固的条件下，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华人群体。香港的50年，其社会环境有如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不断持续创造性的社会变迁。这种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环境叠加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力一旦发扬，成就是惊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无以突破，却给了行政、经济领域无限的机会。

尽管李嘉诚们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颇有欧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风，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尚无多少人注意到。50年代从事加工企业与全球性的政治动荡相关就不用说了。从60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让李嘉诚在1967～69年收购了不少廉价地产；70年代后期内地“文革”停止，实施改革开放，曾经吃过共产党苦头的英资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80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端再度给市场带来动荡，李嘉诚逢低收购港灯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计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一举收购置地公司。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赚得救市的声誉。

从穷困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从地产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骑士，从超人到新经济的领袖，从管理大师到传媒高科技弄潮儿……李嘉诚的路还在继续，他几乎一直在捕捉先机，发出时代的先声。在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一种潮流里领先，从小到大，从夕阳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到后来，跨产业、行业、领域，由经济到文化传媒到政府公共领域，他总能占据主动，引导前行；这位以资本为对象的战略大师一生学习不辍，敢于尝试新的未曾接触的领域。他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和市场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从塑胶花到房地产，再到石油、电视以及当前对数码港、中药港计划的热衷，每次都不仅适应产业趋势的变迁，而且推动了社会的潮流。到后来，李嘉诚不仅富可敌国，而且与一个地区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有了难解的联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知足、守常、中和、自给也在李嘉诚这里得到超越，用学者们的话说，他是跃进到现代化的永无止境的变动之中。

李嘉诚浓缩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上百年、几代人的历史，一穷二白到发达的进化历史。这种跨度之大在历史上是罕有的。

他是否一步步地失去了平常心？

街头推销少年，诚实而腼腆。加工塑胶花企业家，勤奋、机灵、信用。所有这些，还在人们的理解范围内，还是平常心所能把握的。

可是到了地产中“人弃我收”，到了要挑战置地，要投资汕头大学，要弄潮新经济，70高龄了还难得半日闲，李嘉诚的生活和内心已超乎了寻常人的理解，已非寻常人所能探视和把握了。尤其在擅以名利富贵来揣度人的传统眼光看来（今日中国多如是者），李嘉诚的行为不可理喻了。他自己也说过，第二个1000万比第一个1000万元要容易，到目前，钱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早先的意义。但他依然那么执著，是好玩吗？

对于人的生命可能极境的迈进是多数国人难以理解的。但李嘉诚实实在在地在多个领域里作了尝试。这里有着老子的智慧，无所不为；有着传统文化最深的底蕴发挥着作用，生生不已，其命惟新；有着现代性最本质的要求，惟新是尚。 我们的传统素有知命之说，李嘉诚在生活事业上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了人不仅属于自己，不仅属于一个家庭，甚至不仅属于一个家族。大富在天。李嘉诚有自知之明，他就是这样说的，“创业时要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在一个有才气有灵性的人百倍地付出后，命运之神再也没有放弃他。像领受了神谕一样，像清教徒为上帝积累财富一样，李嘉诚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生命可能的丰富。李嘉诚没有丢失千载难逢的机会。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不放弃，就成为最好的，在各个方面的尝试成为最好的。亿万的财富进出、投资、投机、吞并……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疆域的王国。李嘉诚乐此不疲。他曾经一人担负全家人生计，现在一人也足够撬动香港、东南亚。无论被美国《财富》周刊评为千禧年企业家，还是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00年第一号最有权力人物，都说明了人们或远或近感受到了他巨大的存在。

与李嘉诚比起来，他的同时代人物们同样优秀，我们说过那是一个成就了众多巨人的时代和地方，那是做惯了“螺丝钉”的人想像不及的巨大个体。霍英东智慧出众，包玉刚勇冠三军，郑裕彤胆略过人，李兆基本分严谨，郭得胜雷厉风行……各有特点。李嘉诚则挟传统文化的精神而来，与新时代博弈，平和、诚实、坚忍，把中华文化的立功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李嘉诚身上，很难发现他属于哪一类人，具有哪一类性格。他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也是集大成的，是众人的综合。他温情而不过分，厚爱而不过溺。他动辄捐给社会千千万万，而给一个求助者只以言传并济以少许钱物。也许正是这种分寸感，使他能在社会人生的诸种方面取得成功。即使到目前，他似乎也没有失去这种分寸感，他的眼光仍足够敏锐，他的头脑仍极为灵活，这使得他每有行动总能令世人“大跌眼镜”，他的行为有众人想像不到之处，而这行动的成功结果又总如风景骤起变幻一样蔚为壮观，神奇地充实了平凡人众的视野。

但平常心确实失去了。在这方面，李嘉诚更属于他那一群人，更属于他那一时代。李嘉诚纵然表现出了作为经营者的独特的“这一个”，纵然他以投资为出发点，但他仍有投机的行为后果。在这方面，李嘉诚们并不逊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兴风作浪的索罗斯——只是我们至今缺乏对于索罗斯的认识和判断。在李嘉诚们购并、大战英资时，其行止“犹可说也”。而后来，强敌已去，暴发称雄，已经求败不得，其作风“不可说也”。纵然我们缺少价值参照和价值判断，但这些 资本家们，在资本的炒作里“鞭笞天下”，视万物为刍狗，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的成功不仅伴随着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尸枕狼藉”，而且千百万的普通民众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奇高的房地产价格、越来越动荡的社会生活。那真是大亨哼哈，招摇社会，鱼肉民众，怨不能言。一个对于发达国家和文明社会而言的前现代笑话（经济危机期间香港的房地产商们就很为西方人嘲笑了一阵），李嘉诚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谈论索罗斯、李嘉诚、盖茨们，用西人的比照系统已难以认识。人道主义的、温情地善待社会大众的说法儿已不足以服人，也不符合商业伦理和资本扩张铁律。 也正是在这里，李嘉诚们的存在对吾人智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就是他们不仅有效生产出了当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而且他们引导并规定了大众们的生活内容。尚名、尚钱、尚成功、尚简单的拥有感。“螺丝壳里做道场”，今天在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这道场雄阔壮大，不仅全世界的目光为之吸引，而且千千万万个体生命的情感和行为也为之规定，并按指定的方向推进。正像美国的男人们为盖茨所苦，李嘉诚的声威余烈也使政客们的模样和普通人生活的微小的成功黯然失色。“民日用而不知”，这日用而不知的生命之道竟为成就功名的紧张关系僭越，成为重要也惟一的内容由民众填充。风云激荡的香港也因此举世公认为“文化沙漠”，生活和事业的目的一旦为简单的拥有感僭替，用我们文明中最深厚的道理来解释，就不仅有违人情，而且直干天和。

这一丧失道统的文明发展格局跟大陆、台湾的情形异质同构。大陆宏大的、以时间和千百万人为背景底色的历史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自身的否定、反动、还债。台湾不仅出现了，而且有了不弱的民族文化分离势力。香港，一度为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称道的地方，则把资本运作的深层垄断与吾人文化的专 断传统作了最好的结合。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香港政府力量不仅日益强大，而且政治思维日益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李嘉诚自然也感觉到了，他把投资转向了海外。但他更经常表现的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借力更甚。他忘记了，一个超人的存在，既是伟业也是罪行；他忘记了，市场上的唯我独尊的得意伤害了平常的健康的人心秩序；他忘记了，从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中超拔而出，也必须有效地引导其健康的因素，否则为其反噬，成为人不能同情的异类。

李嘉诚的行事方式就这样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在大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即使如此，他的成功与他在香港地区的辉煌比仍极失色。这里有传统文化惰性的一面，也有李嘉诚的事业有待在更大更纵深的文明内部展开的一面。在中华文化里，在文明共同体内部，李嘉诚仍显得渺小，仍不足道。

不管怎么说，大陆正在转型。如中外有识之士一致看到的，这是艰难的转型。但这种阵痛在香港的历史上已上演过了，只是与香港发生的相比，这一次无论在规模、时间、性质等层面上都堪称重大。正因为如此，大陆的转型也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从另一角度讲，李嘉诚早已无法置身事外。如前说，他在香港的成功 多与大陆的政治变动相关。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虽让他捡得“很多便宜”，但他仍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潜意识里有一种惶惑。如他自己所说，在关心国际市场的同时，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内地的变化。惋惜之外常常是莫名的担心。处于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对于一个不得不介入政治的所在，其担心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人认为，曾经大做捐献的李嘉诚已经从大陆获得了不少好处。但在李嘉诚看来，即使自己做了这种捐献，如有1%的生意却受到影响，那么他宁肯没有做捐献而生意出现超过10% 的不利。事实也是，虽然他在内地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他600 多亿的投资中，有超过15％～20% 的项目是不理想的，虽然他感觉总体“还算不错”。对于商人而言，一个项目出现亏损或经营不理想，他可以要求经理层重新考虑规划，改变不利处境只是时间问题，但对于大陆这样的转型市场来说，赢利与否，甚至项目本身，考验的只是他本人的智慧。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传统文化对李嘉诚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是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即更接近于我们平常所谓的道，商业上的思维他则更接近于西方。李嘉诚认为，东方和西方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结合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传统文化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而西方的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认同，使得李嘉诚对于内地市场的态度始终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他发现，几十年来，他对内地政治的了解还不是很到位。

1992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这位超人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是第二位的。这一认识的代价是，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大打折扣，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民众们也无法同情他，他像一个孤独的异类。

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亲身领教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内地要发展，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死硬的做法，“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也是他在1998年对香港投资环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对强大力量政府的担心，促使他在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资，虽然他没有将公司迁册海外。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收购香港电讯即是明证。

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风险更大，发展更不确定。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 化的渗透已到了与大陆传统文化短兵相接阶段。李嘉诚在大陆发展的差强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场而已。

李嘉诚如何作为？“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李嘉诚这么说。

李嘉诚已是高龄。

但按吾人文化特色，这正是做事的好时候。名利浮云也，从心所欲，李嘉诚想到的是什么呢？

从外人眼看，李嘉诚在大陆社会和其它地域的作为尚未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市场和管理领域的“劳碌命”可结束了。止矣。难道他还想把在香港那种套别人的钱成为自己势力的方式用于大陆众多的银行、企业和千百万普通大众吗？他自己不是告诫过，在他自己的家乡潮州，一分钱也不挣吗？

不断挑战自我需要新的突破。李嘉诚需要创新。富极的他也许像当年贫极的父亲一样需要重新开始，遗憾的是已有了超拔境界的李云经先生无力开始，那么李嘉诚能否做到这一点？

他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权力、文化变迁里如何作为？这也是当今社会里的崭新课题，这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新的权力关系，新的话语方式。美国的一些豪门望族，或暴发户们曾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有所动作，但或不成功，或为笑柄。

换句话说，经济对权力的关系不应只是介入，由商人演变为政治家；也不应只是取代，如目前广泛存在的跨国企业，李嘉诚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经济本身就是权力，这权力如何体现？又与传统权力如何包容？

李嘉诚如何对待自己庞大的产业。什么是李嘉诚的遗产？西人福特、洛克菲勒曾面对过这道难题。“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吾传统文化的总结。李嘉诚如何解答？

迄今为止，李嘉诚的成功均为借力。“让别人为他赚钱”，他缺乏原生创造，但他就是成功了。SO WHAT？那又如何？这也是华人世界进入国际社会里的一道难题。近200 年来，吾人还没有在生产力、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有大的贡献于文明社会。这在古代中国自《吕氏春秋》以来代不乏人，在西方世界也有大量的人士如比尔.盖茨等人在思想产品和实物产品上影响了人类社会。

这已不仅是李嘉诚个人的问题，也是全体华人的问题。这也许正是中国文人沉默的原因。

（来源：IT业界 文/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