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后滨：开元名相张说的得意人生与政治品格(3)

三、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

张说因为是开元前后最负盛名的文坛领袖，与苏颋二人被称为“燕许大手笔”。所以，朝廷的许多重要文告都出自其手，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去世以后的墓志铭或神道碑铭。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通神道碑文当数《裴行俭神道碑》和《姚崇神道碑》，在《张燕公集》卷十八《碑文》中列在一起。

《姚崇神道碑》引出了一宗大的历史案件，就是唐人传说中的“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唐代后期，有文人郑处诲郑重其事地编写了一部玄宗朝传闻汇编《明皇杂录》，其中一个故事是描写宰相张说和姚崇之间互相算计的。故事里说，姚崇和张说曾一同担任宰相，可是姚崇很不喜欢他，在许多事情上都经常给张说找茬，让他难堪。张说因此衔恨在心。后来姚崇虽然罢相了，但还是得到玄宗的信任，所以有生之年张说也无可奈何他姚家。姚崇病重眼看难有好转的时候，他非常担心自己死后张说会报复。姚崇知道自己专掌朝政多年，不仅得罪了许多人，几个儿子和下属原本就有贪腐记录，家里还是有一些事情，一旦有人揪着不放，还是难逃清算的。

于是他把儿子们叫到跟前，专门叮嘱如何对付张说之事。他说：“张丞相和我关系不好，虽然他表面上不显露出来，实际上嫌隙太深。他过去是，现在更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我要教给你们在我死之后对付他的办法，否则我们家一定会受到其报复。张说这个人，追求奢华的生活，尤其喜爱各种服饰器用玩好之物。等我身殁之后，作为我曾经的同僚，他一定会来吊唁。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多年收藏起来的用过没用过的各种服玩宝带重器，都陈列到灵帐之前。张说来了后，如果他不回头关注这些东西，那你们要尽快商量处理好家里的事情，我们整个家族都将被杀戮殆尽。如果他眼睛盯着这些东西，那我们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你们可将其中一些器物送给张说，理由是请他为我写神道碑的碑文。一旦拿到他写好的文字，一方面要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给皇帝，另一方面，事先准备好碑石，当即镌刻到石头上。张丞相对事情的反应要比我迟缓一些，数日之后，他一定会后悔给我写了那么好的评价，以修改文字为借口，回过头来把碑文索回。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带他去看已经镌刻好的碑石，并告诉他碑文已经呈送给皇帝了。”

姚崇去世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并多次打量陈列中的三四件器物。姚崇的儿子们按照父亲的嘱托，一一照办。没过几天，张说就把碑文写好了，尽显大手笔的风采，叙事详备，对姚崇的评价也很高，一时被推崇为绝笔。碑文中有这样一些话，“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张燕公集》及《全唐文》作“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时成岁，亭育之功存”)。这里面的典故分别出自《楚辞·天问》和《老子》，意思是指姚崇担任宰相，相当于地上的八根柱子撑起了苍天，如同四季推移成一岁，自然而然完成了教化养育天下百姓之功。这是对一个大臣最高的评价。又过了几天，张说果然派人来索回碑文，理由是用词不周密，想再删改加工一番。姚崇的儿子们将来人带去看已经镌刻好的石碑，并告诉他碑文已经进呈给皇帝了。来人回去复命，张说后悔得捶胸顿足，从牙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虽然是一百年后郑处诲记下的传闻，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些真实性的，这篇题为《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奉敕撰)》的碑文也收录到张说的文集之中，流传至今。张说在碑文中说姚崇是“致君尧舜”的社稷重臣，“有唐元宰曰梁文贞公者，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盖维岳降神，应时间出者也”。在列举姚崇的辉煌仕宦经历之后，文中说“公性仁恕，行简易。虚怀泛爱，而泾渭不杂;真率径尽，而应变无穷。常推是心，以御于物，故所莅必甿庶风偃，骜狼化从，言不厉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睹颂，来暮闻歌。既登邦政，卒乘辑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谐。今之中书，是为理本，谋事兼于百揆，论道总于三台。公执国之钧，金玉王度，大浑顺序，休徵来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逊。拜开府仪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张燕公集》卷十八，《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不仅极高地评价了姚崇的政绩和人品，指出了姚崇做紫微令(中书令)时这个职位开始兼掌决策和行政的首相职掌特征，尤其明确其开元四年辞去相位是“名遂身逊”，接着拜为开府仪同三司，是皇帝为了“崇其秩，逸其志也”，即提高其品级和待遇，使其安享晚年。这就彻底回避了姚崇辞相是因为儿子和部下贪污受贿的事实，奉皇帝的敕命而作盖棺之定论，保全了姚崇的名声，也树立了其后人的政治背景。

张说和姚崇有着严重的冲突和深刻的矛盾，是朝廷内外人人皆知的事实。这样一份碑文出自张说之手，没人相信是张说心甘情愿所写。按照制度，宰相的碑文和谥号都是要经过官方程序来议定的，最终由皇帝定夺。所以张说在碑文中交代了，姚崇去世后，“有诏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铭功，将以宠宗臣，扬英烈”，本身就是一篇奉敕命而写的官样文章。张说长期担任监修国史，朝中大手笔，这份差事自然落到他的头上，其中也有着玄宗微妙的权力平衡和政治安排的用意。他要起用张说为相，但不能陷入新宰相否定旧宰相的权力斗争之中。

在玄宗朝的逸事越来越成为闲谈话题的中晚唐时期，张说为姚崇写碑文的事实就被演绎成了姚崇算计张说的故事。反观历史，张说和姚崇的矛盾和分歧，主要在于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官僚，唐史专家汪篯将其概括为文学派与吏治派，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品格。在一个政治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他们虽有着相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但做派和风格却截然不同。张说和姚崇都是那个时代的能人，但两个能人不是一路人。能够用好两个互不相容的能人，正体现了唐玄宗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