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义论

三、正义与利益

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要提出正义原则?人们之所以要提出正义原则，是因为需要确立制度规范的价值尺度，据此判定某种制度规范是否正当、适宜;而之所以要建构制度规范，则是因为需要解决社会利益冲突问题，亦即建构社会秩序、达成社会和谐。换句话说，“义”的问题其实是由“利”的问题导出的。所以朱熹指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9])、“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朱熹语类》[10] 卷十三)。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存在着巨大争议的话题：孟子提出的“义利之辨”。

我们发现，在孟子上述“仁义礼智”架构中，并没有明确地给出“利”的地位。这与他所提出的“义利之辨”问题密切相关。学者们往往误以为儒家主张义利的截然对立：“孔子与春秋时的义利相蕴说有异，而开义利互拒互斥的端绪。…… 明确揭示义利是主体所追求的两种截然相对的价值导向。…… 孟子……非常明确地、全面地把义利对立起来。”[11] 其实，人们对孟子所提出的“义利之辨”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关于“义利之辨”，《孟子》一书开篇就说：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今人旧说往往以为孟子“义利之辨”是将义与利截然对立，此说实大谬不然。细味孟子之论，其意并非排斥利益，而是劝导魏君：不要以利益为倡导、“以利为名”，否则国内从风，大夫、士、庶人皆“后义而先利”，其结果是君弒国危;反之，只须“曰‘仁义’而已”、即唯“仁义之道可以为名”，自然能够“利吾国”，因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这正如赵岐注所说：“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故曰：王何以‘利’为名乎?亦有‘仁义’之道可以为名。”(《孟子注疏·梁惠王上》)这就是说，孟子所论，不是以何为实的问题，而是以何为名的问题。所以，朱熹引程子说：

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唯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孟子集注·梁惠王上》)

程子之说还揭示了孟子之论的另一层意思：孟子尽管是在游说魏君，实则真正关注的乃是“天下之人唯利是求，不复知有仁义”。在这一点上，孟子对魏君是很不以为然的：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尽心下》)

《孟子》另有一段记载，也是这个意思：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孟子此处之论，所反对的还是以“利”为“号”，主张的是以“仁义”为“号”，认为否则其结果便是“亡”。这就是说，孟子这里所论的还是名的问题、而非实的问题。

简而言之，孟子“义利之辨”的意旨并非以义非利，而是以义为利。这其实不仅是孟子、也是其师子思的思想。晁公武引《子思子》载：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郡斋读书志》[12]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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