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义论

过去对于孟子的“性”本体论，存在着两个最大的误解：其一是以为“孟子道性善”(《滕文公上》)，其实未必;[5] 其二是以为孟子的本体论是先验本体论，其实不然。孟子虽然说过“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此天之所与我者”(《告子上》)，但这乃是出于原创时代建构形而上学的需要;事实上，孟子认为这个本体需要“先立乎其大者”(《告子上》)，即：德性作为“大者”亦即“形而上者”，是有待于“立”起来的，这区别于秦汉以后的儒学形而上学，后者直接先验地设定了德性本体。那么，“性”本体是如何“立”起来的呢?上引孟子那段话其实已有答案：“四端”情感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必须“扩而充之”，才能确立“四德”这种德性本体。具体说来，“四德”性体是渊源于“四端”情感的，这种渊源关系如下：

仁爱 ----→ 正义 ----→ 礼法 ----→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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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情感 → 羞恶情感 → 辞让情感 → 是非情感

↑ ↑ ↑ ↑

←——————— 生活情境 ———————→

进一步说，四端情感是渊源于生活情境的。所以，孟子首先给出了一种生活情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中，“怵惕恻隐”的情感显现出来。所谓“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并不是一个认识论事件，甚至也不是一个价值论事件，所以孟子才特别讲“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是一种本源性的“情境存在论”的“事情”，这里，“事”与“情”是一回事，生活情境与生活情感是一回事。总之，一切皆追溯到生活渊源。这一点对于理解孟子正义论、中国正义论来说是尤其要紧的。

二、正义与礼制

在儒家话语中，制度规范谓之“礼”，正义原则谓之“义”。孟子正义论所探究的，首先就是礼与义之间、亦即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关系。

所谓“礼”，主要就是指的制度规范。各种各样的“礼仪”，都是“礼制”的表现形式，这种礼制的实质乃是社会关系结构、亦即“人伦”的规范化、制度化。这里涉及到“礼”的三个层次：(一)礼仪(the ceremony of rites)，即制度规范的外在表现，例如“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尽心下》)。(二)礼制(the institution of rites)，即制度规范的实体本身，例如“经界既正，分田制禄”(《滕文公上》)，“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尽心下》)。就“礼”本身的实质而论，它就是指的礼制、亦即制度规范。(三)礼义(the justice of

rites)，即制度规范的内在根据、亦即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例如“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6] 由于义是直接为礼奠基的，这种“义”也称做“礼义”。古有“礼义”之说，孟子亦然，都有两种用法，需要辨析：一种用法是说的“礼与义”;另一种用法则是说的“礼之义”。孟子更多地是说的后者、即礼之义，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为礼奠基的义。例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万盅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盅于我何加焉?(《告子上》)

这里孟子是在谈“舍生取义”问题，而不是谈“礼”的问题，但孟子称之为“礼义”，显然是“礼之义”的意思。所谓“礼之义”，就是制度规范(礼)的建构所依据的正义原则(义)。

孟子所说的正义之“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需要我们在上下文的语境中仔细辨析，这是中国传统训诂“字不离句”的原则方法。如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离娄上》)似乎“仁”仅仅指事亲的行为规范，“义”仅仅指从兄的行为规范。然而事实上，在孟子那里，广义的“仁”远不仅仅意味着“事亲”，而是泛指所有仁爱情感;广义的“义”也不仅仅意味着“从兄”，而是泛指所有正义行为。一般来说，人们根据正义原则(礼义)来建构制度规范(礼制)，这种制度规范表现为一套仪轨(礼仪)。

这种制度规范涉及生存秩序的方方面面，诸如“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告子下》)。例如我们所见的《周礼》，那就是一整套制度设计。孟子引子贡之说：“见其礼而知其政。”(《公孙丑上》)这里的礼指政治方面的行政制度。引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滕文公上》)这里的礼指事亲的行为规范。孟子曾经谈到“礼”之为“制”，“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进而谈到具体的田赋制度：“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谈到学校制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均见《滕文公上》)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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